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文史哲 ·2006 年第 4 期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二）近代名学复兴
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在“经验理性” 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学术主流，往往把对名相的追索、探究，视作“无用之辨”，讥为 “屠龙之术” 。这种蔑视名辨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为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作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 、“游刃有余” 。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概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
晚清墨学复兴，“墨辨”被重新申发，是近人救正上述偏弊的一种努力。而严复、章士钊等译介西方逻辑学，则是救正上述偏弊的又一种努力。严复1902 年将英人穆勒的《逻辑体系》翻译成《穆勒名学》（原作6卷，严译全书之半），重点介绍归纳法，并取用先秦名家的核心术语 “名” 题写书名，把西方逻辑学意译为“名学”，颇能传神。严复称名学为 “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 [8 ] （ P2 3）。章士钊在《逻辑要指》中力倡“逻辑” 一名，说此学启发神智。这种对名学的倡导，意在提升国人对名辨之学的认识水平。
与严复、章士钊意向相似，刘师培有感于“中邦名学，历久失传，亦可慨矣” [9 ] （ P219），特重申先秦的正名之道，从孔子“首倡正名” 讲到荀子 “有循乎旧名，有造乎新名” 。又博引 《左传》 的 “名以制义”，《庄子 ·逍遥游》 的 “名者，实之宾也”，《尹文子 · 大道上》 的 “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刘氏还注意到 “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介绍其归纳派和演绎派，又以荀子思想与之比较，认为“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 [9 ] （ P218）。刘氏发现西学重视 “界说” （下定义），特别指出：“西儒以界说为解析名义之词，所以标一名所涵之义也。”刘氏主张在解字析词的小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名学，他说：“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 [9 ] （ P219）刘师培试图会通中西名学，以提高中国人名相之辨的水平。其论虽流传不广，却指出了中国学术补偏救弊的一条正道。
今日我们重温严复、章士钊、刘师培肯认名辨之学，重视 “解析名义” 的言论，有助于提高对于命名重要性的认识。具体到历史分期问题，严、章、刘之论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的论争，断断续续已进行了大半个世纪，但始终聚讼未决，其故何在？撇开政治性原因不论，之所以在历史分期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由于未能将核心术语（如“封建” ）的“名义” 解析清楚，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封建观”，甚至一家、一人也有变幻无常的“封建观”。这样的历史分期论战，名为辩论，实为自说自话。诚如王亚南先生 1931 年在《封建制度论》中所说：“中国竟有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采取这种方法，所以论来论去，总没有抓往要领。”[10 ] （ P35）
二、试拟历史分期命名四标准
自1929 年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以来的近80 年间，中国史分期讨论时起时伏，却不绝如缕，各种辩议层出不穷，各家各派使用的分期名目，歧义极大，成了“任意梳妆打扮的小姑娘” 。这个中因由，在于前文论及的忽视名辨的偏弊，在于将“名词之争” 视作 “无意义” 的认识惯性。鉴于此种情形，在讨论历史分期之先，有必要预为确定历史分期的命名标准。如果学界能在命名标准上取得共识，历史分期的探讨可能会顺畅一些，而不至于像王亚南所说的，“论来论去，总没有抓住要领” 。
（一）历史分期命名标准
关于历史分期诸阶段的命名，笔者试拟如下几条标准。
其一，命名须准确反映该时段社会形态的实际，概括该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此谓之“制名以指实” ；
其二，若借用旧名，必有引申，以达成与旧名的间隔，如此方能形成区别于旧名的新术语。然而，新术语的引申义与旧名本义虽然发生跳跃，但又必须遵循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全然背离本义即为不通之名，此谓之“循旧以造新”，“新义” 对“旧义” 既别有创获，又保持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