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生150周年

　　CCTV刚刚举办过2002年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评选活动，这些人物的事迹确实都使中国为之感动。但如果再要评选“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名张謇为候选人物之一。因为他也曾经感动中国，而且其影响持续之久，事业经营之难，泽惠地区之广，都为时人所难以企及。当然，这样的评选对于张謇本人也许是多余的，因为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身后之名。“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他的志趣只在于做事，其座右铭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成就更加使中国感动。

　　感动中国的人必定先受中国感动。张謇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这已经是无需说明的事情。但他受中国感动最深的一年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愤极语塞，但就是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悲愤、屈辱、忧虑之感！这个贫穷、衰弱、腐化和备受欺凌的中国啊！难道我们可爱可敬的祖国竟沦落到如此境地吗?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而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张謇必须为中国也为自己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为中国所感动的张謇，决定投身于革新中国并使之走向富强的伟大事业。正是从1895年开始，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都使中国为之感动。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虽然已经日渐增多，人们尚未知悉“炒作”之类话语，然而张謇的这些重大举措却无一不具有轰动效应。

　　1896年至1899年，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历经千辛万苦，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状元办厂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张謇堪称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史上的第一人。他长期经受试场蹉跌，参与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达20多次，前后共耗费25年生命，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他攀登到科举生涯的顶峰，但却毅然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告别，把人生的坐标从做官转为做事，而且是脚踏实地办实业与教育两件大事、新事。对于一个年逾不惑的科举文士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大生纱厂的初见成效，感动了中国，更感动了张謇自己。他没有就此却步，而是更为奋勇向前，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苑，乃至参与举办南洋劝业会等等，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的大举措，无一不是在神州大地上萌现的新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张謇追逐的不是昙华一现的新潮时尚，更不是浮而不实的哗众取宠。他的每一步前进都是脚踏实地的，而且又是怀着远大目标的。归根究底，他着重考虑的并非个人名利而是社会福祉，也就是乡土与国家的根本利益。譬如举办新式教育，他主张从基础教育抓起，因此首先创办师范学校，而没有如同其他地区那样本末倒置，不具备必要的师资、生源、图书、设备而“仓皇兴起即以大学为发端”，设立什么高等学校，很容易被误解为保守和缺乏宏伟气魄，但却是他一贯讲究实效的质朴作风。他事事都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决不盲目引进，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接受消化能力。

　　张謇能脚踏实地又意在高远，他确实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他尽管宣称弃仕言商，然而却始终把工业放在首要的位置。他从创办大生纱厂入手，就是首先要抓住“工业”这个根本。他起初还只限于试图从纺织业起步而奋起直追，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他发起组织劝业研究会，并认真研究光绪一朝（1874—1908）的海关贸易册，才“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刚至柔之两物质，为应共同发挥之事。”所谓“至柔至刚”也就是以后他所说的“至白至黑”，即着重发展纺织与钢铁两大工业系统，并以此为基础而营造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以求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进而参与世界范围的“文明竞争”。

　　张謇当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从经营事业的开始便有一个全局观念。从经济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企业体系；从教育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学校，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文教体系。同时，他的事业又并非局限于实业与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意即这是中国首先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近代城市，诚非溢美之语。然而，他的最终目标又不是仅仅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这“第一城”，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理想城”（恕我杜撰）的示范与推广，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张謇具有如同宗教徒一般的虔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当然这是人世的现实乐土而非虚无缥缈的彼岸。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但是在19世纪末年，这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却是差异很大。孙中山尚未被国人所真正认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小小逃亡者。张謇虽然以大魁天下赢得广泛仰羡，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感动了中国，但与康有为所策划的戊戌变法相较却是小巫见大巫。一度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百日维新”与六君子的最终血染菜市，那才是中国最大的感动，康有为也即因此成为中国瞩目的头号热点人物。但是，随着变法的迅速夭折与自身的逃亡海外，再加上思想的日趋保守与保皇党内部的分歧涣散，康有为在国内的影响明显淡出。而张謇则凭借兴办实业的初试牛刀，逐渐取代了康梁的媒体聚焦位置。

　　其所以如此，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他参与了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张謇虽说是不愿做官，但并非不关心政治，他已经进入商界，为了市场的稳定发育，势必关心政治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也具备足够的条件关心政治，状元的称号加上大生业主构成其新的社会身份———绅商，而且俨然是东南地区绅商的领袖人物。他还拥有充沛的人脉资源，主要是与两江、两湖督抚的密切关系，还有前此10年与清流、帝党的深厚情谊。张謇在商界并非属于长袖善舞类型，然而办事（包括政治事务）却很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何况他本身亦已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