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5)

        在“国家与社会”新视野下的近代社会群体研究，同样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洪璞探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地主的变迁，认为清末开始的地主由乡村向城镇的迁移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地主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社会活动的内容和交往关系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上。这两方面的影响表现在江南离乡地主身上的结果便是个性束缚的减弱和个人能力的增加。对近代中国自由职业群体及其社团的探讨，则是近年来新开辟的一个研究领域。留美学者徐小群的博士论文《社会与国家：上海职业社团的兴起，1927—1937》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专业人士与民国，1912—1937》，可以说是近代史界第一部以自由职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著以抗战前的大上海为背景，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这三个自由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以及与国家的多重复杂关系。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该著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提出了民国时期职业团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共生原动力”这一论断。季家珍的专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文化变革》（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著名的《时报》入手，对上海报人群体与下层民众和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专题研究。该著所运用的理论框架虽然是“中间地带”，但实际上是指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众的中间地带，因而也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文享、林美丽、孙慧敏等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对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蔡勤禹的专著《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从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多重互动的新角度，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在实施救济中的不同作用与影响。

        关于法律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侧重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新成果。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其中的代表作，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有学者评论该著“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法律社会史著作，运用了大量法律社会学的理论，重点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试图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性探索。”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专题研究之外，郭剑鸣还从近代文学公共领域的角度加以考察，探讨中国近世市民社会雏形的特点。在近十余年来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拓展中，也有不少学者直接或间接地以“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框架对不少专题进行了新探讨。其中赵世瑜、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几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称得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前沿性。

         三、“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适用限度的辨析与再思考

        尽管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甚至是比较激烈地批评将“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但上文的介绍已经足以表明，借鉴和应用这些新理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积极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是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无需讳言，在我们以往多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地存在着理论比较单一、视野比较狭窄、思路也不宽阔的缺陷。其结果是导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单个的层面上，难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与分析，实际上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恰当运用，对于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明显的作用。例如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之所以在近20年异军突起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成果显著的热门领域， 即与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言之，起初的商会史研究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分析框架，主要只是注重商会的性质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与行动，忽略了商会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随后“传统与近代”、“现代化理论”、“社会与国家”、“社会网络结构”等理论的相继引入，不仅使商会史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等诸领域的进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这一事例表明，伴随着新理论的运用与新视野的开拓，所产生的是具有学术创新性的新成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此当然应该给予肯定。

        其次是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薄弱研究环节，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所谓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其真正作用就是通过提供新视野，促使研究者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或者是从新的角度去探讨老课题。赵世瑜、邓庆平在论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时曾经指出：“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类似的积极作用当然不仅仅是在社会史研究中有所体现，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中同样也是如此。另外，“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还促使研究者拓展了学术视野，开始探讨过去较少涉及的许多新领域，并取得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例如上文介绍的对茶馆、公园、博物馆等有关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的考察，对地方社会民间结社议事的分析，对民间报刊、公共舆论及其影响的探讨，对自由职业群体的兴起以及与国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近 余年来受“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的启迪而开辟的新研究领域，也弥补了近代史学界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和不足，这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