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理论月刊》 作者：朱英 查看：
三、清末民初国家的演变
清时期公共领域和新型民间社会显著发展的事实，说明在所谓典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近代中国，具有相当独立自治性质的民间社会，仍然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在许多方面获得发育和生长。紧接着需要探讨的问题，即是在晚清时期新型民间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国家是否还像绝大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依然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予以阻挠甚至是扼杀，抑或是产生了与过去不同的作用？揆诸有关史实，可以看出到清末之际国家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已由限制压抑转变为倡导和支持。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当时的“公共领域如果没有国家的倡导和支持，其发展是困难的”。于是，很自然地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一时期的国家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改变？笔者认为，其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外压力，自身不断调适演变并且推行若干新政策所产生的显著影响乃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即开始发生了变化。清廷发布的上谕曾表示要“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其对待商办私营企业的态度也由以前的限制和压抑，变为一定程度地允许并鼓励民间商人创办私营企业。不过，甲午战后的清政府并未鼓励商人成立独立的民间社团组织，也没有给工商业者的合法地位提供法律上的制度性保障。由此说明，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变革趋新仍比较有限，尤其是对促进公共领域的发展和新型民间社会的孕育所起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紧接其后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改革。此次改革的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不断发展演变的又一具体表现。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学会和其他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维新派创办的非官方报刊，作为民间舆论机关在当时也为数不少，清廷的上谕还曾饬令设立商会这一新型商人组织。其发展趋向，对于新型民间社会的孕育不无裨益。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即告流产，大多数改革措施只是停留于纸上谈兵，实际影响仍较为有限。
世纪初的“新政”，则是清政府自上而下从整体上推行的一次改革。与戊戌变法不同的是，“新政” 时期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已基本上不存在反对改革的顽固保守派。这一时期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还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官僚，这称得上是清政府发展演变的新趋向。由于这些新官僚大都拥有地方实权，因而“新政”改革措施的落实，也多依赖他们贯彻推行。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变革趋新较诸以往更为突出。多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在戊戌变法时期并未推行，而在清末“新政”期间则得以付诸实行。例如，在政治上戊戌变法时期并未实行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开国会、设资政院的变革，而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却下诏明令实行“预备立宪”，定期召开国会。咨议局、资政院以及地方自治，在戊戌变法时期也不曾出现。在经济上，戊戌变法时期虽也曾推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措施，但远不及清末“新政”时期全面深入。例如，“新政”时期清政府制订颁行了中国第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经济法规，从法律上保护和鼓励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这在戊戌变法时期同样是没有的。在教育方面， 戊戌时期尽管设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但也远不及“新政”时期数量众多，科举制的废除、旧学制的改变以及新学制的制定，更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才得以实现的。这些都说明，尽管当时的清王朝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统治地位已极不稳固，但它在垂危之际推行的“新政”改革，却称得上有清一代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实际社会影响最为突出的一次重要改革；同时，也反映此时的清政府从整体上出现了新的发展演变迹象，已与过去传统的封建专制王朝有所不同。
事实证明，清末之际公共领域的发展与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出现，并不单纯是民间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得力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下面，我们选取独立经济活动领域的形成和独立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这两个方面， 进一步予以具体说明。
首先，考察清末独立经济活动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独立经济活动领域，商办的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就无法获得充分发展，与此相应的结果是新兴资产阶级难以取得独立的地位，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民间社会力量，也就谈不上孕育出一个具有自治权利并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型民间社会，战争前中国商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工商业者的力量比较有限，看不出新型民间社会得以孕育的迹象，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仍实行超常的控制和干预，严重限制和阻碍了私人资本的积累与扩大，束缚了私营工商企业的顺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