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网 2011-05-02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商会与博览会的性质并不相同，前者是以商人为主体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后者是商品展销会。之所以将两者并列在一起加以论述，实乃相互之间虽性质不同但却存在着诸多关联，不仅都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特点。
中国的商会最早诞生于20 世纪初的清代末期，具有博览会性质的商品展销同样也是此时开始出现，只是当时尚无博览会之称，而是冠以劝工会、劝业会、劝业奖进会、商品陈列所等各种名目，直至进入民国之后才称之为博览会。无论是商会还是博览会，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新事物。可以说，商会与博览会均属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已有的研究充分表明，商会显然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新兴商人群体开始形成并且近代思想意识逐渐萌发之后，才能够得以正式成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工商业者将会仍然沿袭过去会馆、公所等行会性质的传统工商组织的旧格局。而没有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商会的建立，同样也不会有近代博览会性质的商品展销会产生，仍将只是局限于赶集性质的传统庙会或赛会。
透过商会与博览会，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官商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这一点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点。清末之际商会的诞生，除了上述若干因素之外，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是当时清王朝推行“新政”改革，在经济方面一改“重本抑末”之传统，大力实行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新经济政策。为达此目的，清王朝还主动劝导工商业者成立商会，并给予商会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之具备了“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功能，能够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维持市面和缓解金融风潮等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时也经由商会使官与商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良性互动关系，促成了民间社会的新发展。如所周知，中国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较早即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突出特征，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商会将难以顺利成立，更谈不上拥有相应的职能与权力而发挥重要作用。
具有博览会性质的大型劝会业、劝业奖进会在清末能够得以举办，同样也是如此。例如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初具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也是清末官商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实业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该会的举办起初由道员陈琪发起动议，接着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会同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朝廷批准，其目的在于“鼓舞全国实业之进步”，其举办方式为官商合办，务使“官商联络一气，屏除积习，和衷办理”。又如1909年在武昌举行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博览会, 该会同样也是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
商会与博览会之间本身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清末的南洋劝业会和武汉劝业奖进会以官商合办的方式进行，实则即是由官府与商会合作举办。南洋劝业会的筹办和开幕，上海、江宁等商会的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其间，担任劝业会的董事和会办等重要职务，承担办理各项具体事务，表现出极大热情。武汉劝业奖进会由汉口和武昌商会选派经验丰富的商董20 人担任商品查验员，两个商会的负责人出任审查长，并负责整理会场内一切事务。如果没有商会的紧密配合，南洋劝业会和武汉劝业奖进会都将难以顺利举办。
如果说商会的成立对于改变各行业工商业者之间分散隔绝的传统落后态势，使之联合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能够以新兴社会力量的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推动近代社会转型变迁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那么，博览会的相继举办则对于打破传统守旧观念，促进近代竞争创新意识的发展，帮助工商业者实现从传统经济价值观向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