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学脉，世代绵延(2)

　　我们还高兴地读到汪林茂的《浙北市镇的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与戴鞍钢等的《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这两篇文章都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县以下的市镇乡村。汪文较系统地论述了浙北市镇市场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形成的过程，以及经由市民自治领域建立，市民参与意识增强并自然萌发革命需求，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类辛亥革命个案研究。尽管这两篇文章在资料征引方面还应加强原始资料的搜集，但至少将会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并参与市镇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早已把政治比喻为“海面的泡沫”，而蕴集于海底的则是社会日常生活。我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用意亦在于唤起更多学者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历史的研究。

　　四是继续加强实证研究

　　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在学风日趋浮躁的现今，强调这一点决非泛泛的老生常谈。

　　此次久保田文次提交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的研究》，是他花费十年左右心血的结晶，其有关萱野长知写作此书的背景，文本出处与特征及存在问题的详尽论述，都有充分的根据，为我们利用这本“秘笈”提供了极大方便。与此相似，黄宇和的《三民主义伦敦探源》，也是10年以上多次把文献检索与实地考察反复对照的浓缩成果，并且把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追踪延伸到三民主义源头的探寻，治学态度之严谨亦堪称道。

　　翠亨孙中山纪念馆邹佩丛的《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筹款情况统计报告》，利用当年金山国民救济局的原始征信录，将捐款地区、人数、总额、收支、余款等等细节考订得一清二楚。此文不仅或多或少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而且可以增进对于“华侨乃革命之母”一语的理解。（当然此语又难以概括历史全貌，如《旅美三邑会馆简史》所收大量原始文献，却反映出三邑旅美华人对康、梁的热忱倾慕。）此外，刘维开的《中国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史料的征集与运用》，虽然是评介性文章，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台湾史学界对于原始史料征集、整理、利用的极为重视。

　　除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老题目也出现若干佳作，如刘学照《重议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一文，把民生主义定位于民生史观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层面，并且就关心人民生活、历史活动中心、“循常”与“超越”的社会变革思路等方面，结合辛亥后数十年的历史重新加以审视，颇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使人更为深入地理解孙中山思想超越时空的前瞻性。经济史方面，汪敬虞先生《中国现代化黎明时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一文，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而且文字也生动活泼，高龄学者仍然焕发出学术青春。陈争平的《试论辛亥革命前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一文，以张謇与盛宣怀作比较研究，虽然引起许多争议，但确实能够为现今国企改革提供可贵的历史经验。马敏《略论辛亥前后商人司法意识的变迁》，对商人在法律方面争取文本修订参与权和实际商事裁判权多有论析，认为是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郑成林《清末民初商事仲裁制度研究》与马文互为补充，都反映出商会史研究的新进展。清末地方自治研究方面亦有佳作，田中比昌志《清末民初的国家·地方自治·统一》，考察这一时期国家组建以及国民统一、社会统一的进程，从而勾画出历史的连续性。赵可《辛亥革命时期的城市自治思想和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发展走向》，不仅向上追述城市自治的由来，而且往下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性城市改革潮流下中国城市自治的某些新的尝试，并且从中探索民主政治的新路径。也许城市的社区自治与农村的村民自治，就是今后中国进一步实现民主化的基础，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层思考。

　　清末官制改革方面，关晓红的《学部与辛亥革命》，着重从制度层面剖析学部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并且较详尽地评析其改革的利弊得失。学术思想方面，张岂之等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特点》，对中西人文思潮的差异、科学观念的人文思考，人文学术思想的创新等方面，都有较前深入的阐析。史革新的《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则是从传播的途径扩大、内容更新、主体变换、科学思想进步等方面，勾画了清晰而完整的历史轮廓，并且彰显出与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倡导之间的前后连续性。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把“排满”置于人类学传播史中考察，又把中国人类学的兴起置于晚清政治格局中考察，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思想史新的研究路径。

　　此外，也还有一些新的或较新的题目，如辛亥时期国人对于“黄祸论”的反应、欧化思潮、禁烟问题、疫病流行等等，都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作全景式的理解。

　　当然，任何一次学术会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仅受提交论文的局限，还要受整个辛亥革命研究现状的局限。由于整个研究队伍正处于世代更新过程之中，而社会对史学的冷落对辛亥革命研究也不无影响，所以论文质量难免参差不齐，其中也有个别是急就的应景之作。如果从学术组织工作来说，未能邀请专家撰写有关辛亥前后宗教方面的文章（如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内部革新、宗教之间的对话等），这是我们的疏忽。因为，宗教与民族乃是当前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而且我们的宗教史研究最近10年来已有长足的进展。此外，这些年已经出版若干有关清末民初中外学术交流与传统学科革新的一批论著，但此项进展在会议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示。再则由于出版方面的延搁，有几本原拟赠送与会学者的学术新著也未能印好，这也是很抱歉的事情。

　　会议自始至终开得生动活泼，各个分组讨论热烈深入，而会下的交流有时更为精采，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真正起到相互切磋的作用。据我们初步了解，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而且服务周到的国际学术会议，它无疑将对今后辛亥革命研究有所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