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3)

　　二、国民党在商民运动初期的态度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但是，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开展的民众运动，具体说来主要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妇女运动，并不包括商民运动。“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工人、农民、妇女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因而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将各种工作以专职机构负责，以强化工作效果。尤其工人部、农民部的成立，代表国民党将工农阶级正式纳入编制之中，此种措施与邀劳工入党、支持工运、加强劳工立法相互为用，故能掌握广大的劳工阶级”[7]（p178），[8]（p245）。显而易见，当时的国民党并未设立商民部，也没有具体开展商民运动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提议下设立了实业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6次会议通过，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一般认为，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始于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这一时期是商民运动的初期阶段。但需要指出，初期阶段的商民运动也仅限于在广东一地开展，在其他地区并无多少成效和影响。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虽在孙中山的反思与引导下，“秉承总理指示的方针，知道此后党的基本，必要放在民众上面，始足以扩大党的势力”，然而重点仍主要是着眼于从事农工运动，而不在于商民运动。时在国民党内部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汪精卫曾说明：“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9]。在农工运动中，国民党又是首重农民运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农民运动政策，并相继发表对于农民运动第一、第二次宣言。国民党还宣称：“本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而且是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其次是工人运动，国民党“自改组后即已注意于工人运动”，在“一大”宣言中“也曾反复说明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如与农工运动比较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除国民政府所在的广东刚开始起步之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真正实际开展商民运动。

　　国民党为什么在初期并不很重视商民运动？有的论者认为：“1926年初，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在此之前国民党对商民问题不重视，其原因是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国内政治斗争还较少积极性，没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并不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10]。这个结论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是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并非在1926年初，而是在此之前。早在1924年底，在广州即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1月成立商民部之后，又派人到广东其他地方组织商民协会。1925年6至7月，成立中山全县商民协会，有分会40余个，会员3000余人。这表明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显然并不是迟至1926年初。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24年底，但由于国民党当时只是仅仅限于在广东的少数地区筹设商民协会，所以并不足以反映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商民运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在此之后国民党才开始比较全面地倡设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

　　二是国民党起初之所以对商民运动不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并不在于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与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后，工商业者特别是颇具社会能量的商会，就已领导商人参与了不少政治运动和相关的政治事件，并且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此外，全国13个省份的商会在民初还曾派代表出面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的党争，提出“政党实为国会之中坚，故政党良则政府自良，党争息则国基自固，证之先进，胥有明征。且以国基安危所关，即人民生命所系，商民等以利害切己，在商言商，爰集合各省商会代表，为两党调和。既非直接干涉两院，更非一面之机关，务请大政党忍痛须臾，略相让步，既不背乎党纲，乃足表扬政见”。通过商会的调和协商，国民党与进步党就当时争论的“借款、内阁、宪法、总统四大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次调和党争最后虽未达到阻止战事再起的目的，但显然是商会代表工商业者所进行的一次政治活动，国民党与进步党也都“承认商界作为第三者”的地位，无怪乎张謇曾经指出：此次“商人维持政局，为吾国轫举”。20年代初，商会还曾发起废督裁兵运动，并联合教育界召开“国是会议”，1923年上海总商会更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宣告成立史无前例的民治委员会。《民国日报》曾为此发表“专评”，称赞上海总商会“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并称这一政治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__驱”[11]。各种事实表明，商会作为工商界的新式社团，自清末诞生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如同有的商会后来在反对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提出取消商会的议案时所说：“查全国各级商会成立已及三十年，平日发展国际贸易，排解商事纠纷，以及迭次抗争外交，赞助革命工作，均为不可掩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