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8)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

　　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

　　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

　　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9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于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作出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13、14、15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张季鸾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入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