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2)

　　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

　　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入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

　　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伦理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注：剪伯赞：《史学理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我们并不否认农民战争或革命运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历史的进步都是在相对稳定时期渐进性地实现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并不总是体现在农民战争或工人运动之类的重大事件中，更多地是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史、事件史之外的、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生老病死的历史，更能体现社会经济自身的进步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不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当然，下层社会的历史之所以“下沉”，并非完全由于历史传统与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讲，下层史在资料上存在着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料不足。如前所述，下层民众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他们的思想、行为难以完整地在历史文献上反映出来，纵有当时的学者文人抱着同情民众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或编成调查报告、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都比较分散，需要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这些都给研究工作造成了相当难度。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作为社会史主干的普通人，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视为鲁钝，是上等人手中的玩物”（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看来，有志于下层史研究的学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意念与耐心，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许多底层历史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需要精心、费时和花费高昂的研究。它不像在河床里捡钻石，而更像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的现代钻石矿或金矿”（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238页。）。

　　三　下移：下大力气挖掘下层史

　　看来，下层史并非不可为，只是不易为。套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有的青年学者提出下层史是需要“打捞”的历史（注：苏全有：《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忧思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页，“研究生论坛”论文。），非常贴切。“打捞”沉入史海底部的历史，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与技巧，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下移，群策群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已经成了高悬于口头的空洞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大量的研究却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翻开近代史研究论文索引，印入眼帘的人物研究多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精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精英，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精英。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形之下，民众的历史黯淡无光。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批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在下层历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角色。社会史研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即通过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通过杰出活动家进行研究。在西方社会史学界，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诚然，都市社会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代名词，乡村社会也不是下层社会的同义语，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特征非常明显，都市主要作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乡村则集中了更多的贫民和平民，都市经济更多地具有现代经济性质（近代工商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相反，乡村经济则更多地属于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多少具有由上层史转向下层史的意义。当然，城市史中同样具有下层史的领地，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入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但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大多在城市化的视野下，着重探讨近代城市的形成、地位、作用，分析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会等近代社团的形成，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有些研究的触角已开始深入下层史，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茶馆文化的研究等，就颇具开拓性，这也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的投向城市下层群体，毕竟下层史的研究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依靠少数学者难竞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