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轨·内铄·博弈——基于新军发难辛亥的历史言(2)

　　由于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内部的深入发展，已将党人和军人合而为一，党人即军人，军人即党人，盘根错节的非正式组织取代正式军事科层组织而在事实上控制了体制内的新军。军营社团活动的兴盛与军营的政治异动相得益彰，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在15000人的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军人约为5000人，真正与革命为敌的不到2000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在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竟占全营官兵的3/4，堪称名副其实的“党军”。

　　1911年10月10日，由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打响的起义第一枪，揭开了新军发难辛亥的序幕。继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其中，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和云南的起义，均由新军领导；而在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和江苏等省的革命中，也得到了新军的有力支持。事实上，即使革命各省的谘议局和学绅商界不率先行动，新军也会主动发难。在狂飙激进的军事时代，新军当然处于主角地位，“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军人地位空前提高，主体意识和政治张力急剧放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清帝国军事系统中地位、待遇和改革力度远不如新军的防营，倒是表现出对清廷的效忠。显然，两种军队不同的政治性经历，决定了新军与旧军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

　　新军发难辛亥，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新旧交替需要权威的情况下，以倒戈内铄而建奇勋的新军无疑居于政治角逐的显赫地位，非均衡的社会力矩结构，改变了传统社会政治的游戏规则，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权威为主导的政治博弈场，掌握新军的军界强人自然成为左右乾坤的风云人物。与此相对应的是，名流士绅奉迎强梁，明哲保身；革命党人倾力“运动军队”而忽略“运动群众”，指望体制内的秩序革命能够尽快“毕其功于一役”，亦有功成身退之打算。正是这种非均衡社会力矩态势下军绅耦合的政治博弈，打造出“军焰熏天”的民初政局。

　　三、政治博弈中的权威

　　武昌起义爆发伊始，新军士兵便把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黎元洪抬出来做了军政府的都督。黎并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党用手枪逼上都督宝座的新军协统。但他出任都督的举动，对瓦解清军、稳定湖北、推动各省新军革命，客观上具有积极作用。汤化龙等社会名流参加军政府，以实际行动充当了军政府合法有道的裁判人。地方名流与新军铁腕携手的“湖北模式”，亦为革命各省树立了榜样。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军政大权，这显然是严重的失着。但是出现这种局面，恐怕不仅仅是革命党人软弱妥协的缘故。非正式组织在未获得体制认同的前提下，其角色通常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因此，革命党人遭到体制内名流士绅和军界精英联手排拒打压，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便是体制内铄型秩序的革命要求。

　　武昌起义爆发后，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的清政府调集重兵，以惊人的速度为镇压革命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于新军潜移默化的政治性逸轨早已破坏了传统政制的运行机制，衰朽帝国动用军事权威的最后一搏，无异于引火烧身。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此时纷纷倒向革命，手中仅存的北洋数镇又不肯用命，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当年袁世凯与清皇室形同冰炭的兵权之争，其实质在北洋新军是“私军”还是“国军”，结果清皇室赢得面子上的胜利却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依靠“北洋袍泽”牢牢地控制北洋新军，极尽军事权威之能事，在失范的政治博弈场中纵横捭阖，最终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袁世凯走马上任之初，还摆开一副大打的架势，在攻陷汉口和汉阳之后，却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向湖北军政府提出了停战议和的建议，以便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其时，体制内铄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使南方各省新军纷纷反戈，而且在清廷倚仗的北洋新军中，也是“乱像”横生。1911年10月30日，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伍祥祯等高级军官联名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12条政纲，以此作为第二十镇开赴南方的条件，但在清廷被迫下“罪己诏”，接受大部分条件之后，该镇官兵仍不从命南下。与此同时，吴禄贞积极谋划组织晋燕联军响应武昌起义，第六镇之不稳令清廷“惶急万分”，虽然后来吴遭暗算，举事未成，但其对北洋军心的动摇不可低估。1912年1月3日滦州新军起义，宣布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便是一证。

　　海军的状况同样令清廷悲观，“是时海军各舰多表同情于革命军，故汉口交绥，海军军舰绝少开炮助清军轰击；即不得已而发炮，亦有意不使之命中，各兵舰旋且纷纷逃往归附革命军”。1911年11月3日至12日，“策电”、“海琛”、“镜清”等31艘军舰相继起义，同情革命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称病出走沪上，余下绝大多数海军官兵则投奔革命。此情此景真乃“一夫发难军皆镐”，“承平旧制都倾倒”。新军和海军的反叛，砸碎了“大清帝国万世一系”的迷梦。在其他未受革命党影响的北洋部队，官兵们服从“袁大人”而不效忠“大清朝”，少数忠于朝廷的巡防营和旗籍军人无法与“叛军”抗衡，清王朝崩溃已成定局。

　　在政制失序的状况下，军事权威是唯一有效的博弈手段。深谙此道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的支持下，一方面对南京临时政府连打带拉，另一方面对清政府步步紧逼，先是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新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段芝贵等人更是赤裸裸地表示“不惜以干戈相见”，“以铁血解决政体”。“军界一呼，政界俱倒”，在北洋“军事强人”和各方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大总统”一职只是“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只要“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在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之后，袁世凯又授意段祺瑞率前线北洋将领2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共和”，这份号称代表40万将士的通电不啻成了清廷的“催命符”。段祺瑞等在通电中张扬：若不答应“共和”，则“挥泪登车，昧死上达”，“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在“南北军人之公意”的强大压力下，清帝被迫下诏退位，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就此结束。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望重中外，才贯天人”的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称袁世凯是“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名流士绅弹冠相庆，各国使节登门道贺，“北洋新军之父”袁世凯博得一片喝彩。

　　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社会政治意义不可低估。平心而论，晚清以来的军事近代化始终受制于政治化社会的影响，从1895年清廷仿照西法编制新军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军事近代化与社会政治化的互动尤为突出。此前30年军事化的洋务成就由于甲午惨败而灰飞烟灭，吾国四千年大梦亦由此唤醒。面对咄咄逼人的现代性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要求改弦更张、整军经武的呼声空前高涨，集政制基石、社会中坚和民族精神于一体的军队自然成为剧变社会的聚焦点。军事近代化之所以成为政治化社会关注的主题，皆因近代化的军事集中反映了政治化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因此，军事近代化的社会政治意义较之军事意义更为突出。从政治秩序论的角度看问题，新军发难辛亥所产生的历史巨变，不只是打倒了一个大清皇帝，也“不只是传统朝代循环中一个段落的终结，而是与伟大而古老的过去一次意义重大的决裂”。晚清以来军事近代化所导致的激进变革，在辛亥革命中得到集中体现：近代军人的先导角色与其在转型社会的中心地位相映成趣，军事权威与政治博弈如影随形，政治军事化的无序社会则导致了军绅政权的耦合。但是，处于中间社会和政制内层的新军发难辛亥，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而是近代军人与传统士绅的角色调整和社会政治权势的大转移，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因素依旧存在。“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府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其后38年的军阀政治和军事化社会的转型挫折，特别是政治军事化对近代社会经济的严重摧残，便十分清醒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