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由近代史研究所来编写一套《中国近代通史》，既是名正言顺的事，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的成立到不久近代史研究所的定名（1977年后隶属新建的中国社科院），这个责任应该就存在了。前几代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据说前所长范文澜和刘大年都曾有这方面的规划，并有具体的尝试——范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刘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两者都写到义和团即止步。同时，近代史所也曾编写出版了较详尽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李新、陈铁健总主编）和《中华民国史》（完成中）。张海鹏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以下简作《通史》）表明，几代人努力的积累已经走向成熟。

　　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时限的设定从1840年到1949年，明确打破了以1919年划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旧框架。这基本是近年学界较为普遍的主张，很多大学的教研室都已合并成中国近现代史，但不少是貌合神不合；我现在任职的学校就合并了教研室，课程却仍按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段开设。这里的一个原因，即若按1840-1949时段开设课程，相应的教科书尚不通行。《通史》的出版，为编纂贯穿这一时段的教科书打下了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视角看，《通史》明确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并将主编关于中国近代有七次“革命高潮”的见解贯彻到各卷的分段和主题之中。今日的青年学生或者不很熟悉关于中国近代史（1840-1919）上“两个过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和“三次高潮”的主张，而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些不协调的地方。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时具体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三次高潮”所指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固然都和外国有关联，却更偏重于“半封建”面向；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则不在其中。提倡者本身不一定有特别的倾向性，但一些学者受“三次高潮”说影响而忽视研究这些事件，客观上可能冲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特性。

 　　“三次高潮”说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体制化的影响，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学会，多数是按时段划分的（如秦汉史、隋唐史、中国现代史等），而近代史却分成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和辛亥革命学会三个专题学会，没有一个整体的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等形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走向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其结果，这三大专题之外的重要事件相对较少受到关注，应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通史》的处理是较为均衡的。我也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上述三个学会（以及中国现代史学会）整合成一个拉通的近代史学会，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均衡。

　　《通史》的另一特色是拓宽了研究领域，过去的通论性近代史著多偏重政治史，有时更局限于革命史。本书主编的设想是要打破这一状态，试图更全面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在政治、军事、外交以外增强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述。这也符合近年我们整个史学的发展态势，除经济史以前就较受重视外，文化、思想、学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是近一二十年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从各卷的撰述看，主编的上述设想似未能均衡地贯彻。全书仍以政治史为主体，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不是很多，女性和少数民族则更少顾及。

　　不过，近年史学界偏重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固然可喜，对弥补过去的缺失也非常有益，然而治史者若皆麇集于吃喝玩乐等议题，或不免太受物质兴起的世风影响。我自己也被一些人视为倡导新文化史的人，但我想指出，不分古代近代，中国历史长期是以政治史为发展主脉；没有政治史的基础，很难对其他专门史有较深入的认识。因此，1840-1949年这段通史以政治为主，我觉得是可以坚持的。当然，梁启超曾说，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以500多万字讲110年的历史，中国的区域特性，以及州县一级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似乎还可以有更多的陈述。

　　这也涉及一个长期未形成共识的问题，通史应以通识和通达为要，但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反映出专题研究的深度，以及是否需要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向存歧见的议题。本书亦然。在采纳专题研究、特别是近年研究的成果方面，各卷的处理尺度似不够一致；有的相对深入，有的则基本是综合一二十年以前的研究。新研究意味着尚未经时间的检验，不一定算“成说”，似可暂不纳入。但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积累时间较短的学科，而近一二十年不论在研究人员和论著的数量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如果不反映近期的成果，也有可能造成通史与研究现状脱节较远的可能。在反映专题研究成果的尺度方面，各卷能有更一致的处理标准，应可增强全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另一方面，各卷的差异也反映出本书的一个优点，即包容性较强。主编的构想已基本反映在各卷的写作中，然而从风格到见解，各卷仍有其特色。要从事大型集体项目，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必不可少的。我看到有些媒体对本书主编的采访，主编表示他清楚地知道主要编撰人侧重的专史各异，有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其自己的看法。不同的侧重和见解反映在一书之中，可以产生互补作用，或许正体现出通史之通。从参与人员可以看出，主编和各卷的编撰人明显是两代人，后者以中年学者为主。这样，本书的出版不仅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同时也意味着中年研究人员已经逐渐占据近代史所的主力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