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一个出色的文化使者(2)

　　伍廷芳不愧是深藏人文关怀的饱学之士。他也承认，“在物质进步方面，美国远远领先于世界。”“但是，美国人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过多地投入赚钱，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人想通过最便捷的途径发财，这恐怕会损害对高尚素质和才智的培养吧”。他还列举一位在华传教的美国朋友，在中国过了大半生后，决定回到美国转度余生，然而，“一到纽约，他就被新世界大都会的噪声和喧闹搅得发狂。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安闲宁静，于是就尽早回到中国。因此，一个人生长在紧张、狂热的美国，也有可能喜爱中国安静的环境。”他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倾向于平静、满足；而美国文明则倾向于奋进和开创。”“中国与美国应该互相努力向对方学习。”他还主张中国人与欧美人互相通婚，因为“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父母的特征。中国人以坚韧、不屈不挠的诚实、勤劳而著称，这些品质自然会遗传给欧亚混血的子女，他们将获得父母双方的优点。”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激发听众，“问一个似乎很有趣的问题：中国和美国哪个国家更快乐？如果财富能给人带来快乐，因为美国无疑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所以她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之一。遗憾的是，幸福不是仅靠财富就能买到的。不满似乎经常伴随着财富。无论如何，正如近年来增长的罢工所暗示的，这个国家充分显示了这种不满。”相比之下，中国“对命运是知足的”。他还不无幽默地说：“据说个人与国家的不满，都是对进步最强有力的刺激。然而不知何故，人人都追求幸福，没有人需要不满。”

　　如果一个民族容易知足，或者像中国成语所称“知足常乐”，自然不利于这个民族的奋发与进取；但就个人而言，知足作为一种生活态度，虽未免保守，却容易走近安逸，容易与幸福结伴而行。幸福与其说是一种存在，还不如说就是一种感受。因此，伍廷芳的见解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同诡辩或狡辩无涉。至少他所提出的究竟谁最幸福的命题，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后人难以回避。

　　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姿与文化心态

　　中西文明撞击的归宿又将如何？思维敏锐的伍廷芳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中国文明过去经历过狂风巨浪，没有自然界沧桑巨变那样的强大力量是不能将它根除的。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时代的要求面前不需要改革。……她必须引进现代的机械和发明并学会利用现代的发现。而在采用西方文明中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她不会丢掉伟大文明古国有价值的悠久优良传统。”伍廷芳还声明，他对美国文明的评论并不是贬低评论对象，“只是不能苟同一味无条件地欣赏美国文明的好处。人们必须记住，一切东西的利弊都是因人而异的。电灯可以作为一例。很明显，作为照明用具，它是优越的。但有谁会指责一个触过电的人偏爱煤油灯呢？”

　　美国学者柯文认为：“作为一个改革者，伍廷芳始终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提倡者”。其实，伍廷芳的文化言说并不显得保守。这位自幼接受西方民权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本土文明的某些不足还是心中有数的，某些切实的批评只是有些隐晦而已。伍廷芳作为来自弱国的使臣，其最为可贵之处在于，能以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姿与文化心态直面西方世界，既摆脱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文化自恋情结，也不为理性所俘虏，不像后生胡适等那样掉进文化自残的窠臼，不存在价值失守的问题。另一位美国学者墨子刻认为，自20世纪以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他们的传统是很停滞和落后的，而后有了现代化的要求”，有一种“残废感”，可谓一语中的。伍廷芳的中西文化观无论在晚清时期，还是稍后的民国时期，都不属偏激或保守的两分之列，更不是和稀泥，不搞文化折中主义。他在外交上主张彼此理解与宽容，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在文化交往上也反对谁融合谁或吃掉谁，而是互相融合，互相渗透。他既不欣赏征服者的霸气，也鄙弃弱者的心理自残。时至今日，环视茫茫四海，像伍廷芳那样能以宽阔的视野、平和的心境与充满睿智的识力透视中西文化者，实不多见，他的智慧之声可望超越时空。惟其如此，伍氏的文化演说曾在美国社会引起较大的反响。在他走近纽约的耐卡基厅演讲《孔子的学说》之后不久，数百封赞扬函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向这位东方之子的住所。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问题既属大题，也是难题。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文明大国，不仅历史悠久，几经沧桑，很难用静态的视角去判断，而且疆土广阔，地域性的差异颇大，不仅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差别甚显，即使同属南方或北方，甚至同省同地区，其差别也大。无论是精英文化或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或俗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个中内涵不仅异常丰富，而且错综复杂，某些宏观层面的结论就往往难脱以偏概全之嫌。即便是在职业型学者的笔下，宏观的论述也难免因顾此失彼而留下纰漏。这既是我们在重温伍廷芳的文化言说时应当注意到的，也是在探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

　　可以说，伍廷芳对中外文化的细心考察与诠释，既为近代国际政坛增添了一份正义之声，也为今日中外学人留下了一份智慧参照，至今掷地有声，弥足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