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6）(2)

　　共进会会员除需谙习同盟会所订手式、隐语以外，尚应熟记上列诗句，以便于在内地闯山堂、拜码头。其中“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一语，尤能表达共进会“排满革命”的宗旨：维新、守旧等政治观点的歧异并不重要，都可归之于一，重要的是不能忘却

满人杀汉人的深仇大恨。而“排满革命”正可把汉民族各阶层联合起来，引上反清之途。

　　当时两广有三点会、三合会，长江上下游有青红帮和孝悌会，山东、陕西有八卦会、大刀会，河南、直隶有红枪会、天地会等。军队士兵，多隶会籍。共进会既以号召会党，运动军队为主，自不得不采取此种旧有形式。

　　二、湖北共进会的活动

　　1908年间，张伯祥、孙武、焦达峰、聂荆、刘玉山等先后从日本回国，分头到本省活动。邓文翚继任会长。孙武、焦达峰启行时，会中同志在富士楼设筵饯行，邓文翚以诗送别。不久，邓亦回国，所遗会长职务，由刘公（1881-1920）继任。共进会各成员为了实践诺言，都纷纷回国实行革命，1910年秋刘公携十八星旗及革命文告也离日回国。东京共进会无形结束。

　　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其主要组织者是孙武（1879-1939）。孙武在日知会被破坏后，于1907年秋出走，绕道东北至日本，入大森讲习会。共进会同志因他为武备学堂学生，又曾任军官，推其为军务部长。孙回鄂时，尽携应用文件、印信和旗帜样式等。1908年冬抵武汉。所经各地，都作了种种布置。到家翌日，即约集亲友组织机关，第一批被吸收入会的有刘玉堂、丁立中、汪性唐、钟雨亭、刘燮卿、李白贞、吴肖韩等人。机关设在各人家中，如刘玉堂新大方棧钟雨亭汉昌里七十二号，吴肖韩磨石街寓所。另一东京共进会会员郑江灏在孙武之先回到武汉，他主编《湖北日报》，在报社内设共进会通讯处。外埠联络机关为：上海公学曹忠恕、岳州高等小学彭、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棧、宜昌潘级升住宅。

　　1910年春，邓玉麟、黄申芗加入共进会。邓玉麟系三十一标士兵，黄申芗系第三十二标士兵。两人均富有活力，且与会党有联络，经邓、黄两人介绍，士兵和会党入会的不少。不久，京山刘英、刘铁兄弟自日归国，刘家为京山富豪，素以结纳会党出名。共进会诸人在汉口经过再三讨论，认为对于会党必须予以军事编制，起事时方能接受命令，服从指挥。于是编襄阳会党为第一镇，由袁菊山率领；安陆会党为第二镇，由刘英率领；武汉会党为第三镇，由刘玉堂率领；兴国会党为第四镇，由黄申芗率领；黄州会党为第五镇，由彭汉遗率领。另设总机关于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专作指挥联络和重要人员集议的地方。

　　1910年5月，两江总督端方调直隶总督，将经汉口北上。上海党人曹忠恕、喻培伦等，谋在汉口狙击端方，通知湖北共进会预为准备，并派女同志李复权、汪玉协助其事。临时端方改道，所谋未遂。

　　同年8月，焦达峰从湘电鄂：岳州潘平界部焦逸仙暴动，被清吏捕杀。接着刘英也报告所属龚世英、刘伯旗两部，不受约束，自行起事，被清军击溃；黄申芗所属柯玉山一部，也因盲目暴动而失败。武汉四周所出现的“乱事”，引起清政府严密注意，湖北巡警道冯启钧据以上报，说共进会联络会党起事，并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共进会湖北分会紧急会议，决定暂时收缩。与此同时，广东聂荆电告广西刘玉山进行顺利，如武汉一时无大发展，希孙武往助。孙武于10月前往广西，1911年夏始回汉。此间，邓玉麟往扬州活动，黄申芗因响应长沙饥民抢米风潮不成，避往他乡。湖北共进会一度陷人停顿状态。

　　瑞澂接任湖广总督，冯启钧被革，著名侦探徐升被瑞澂以私怨杀掉，武汉紧张气氛略见好转。孙武在广东得悉其事，又闻刘公已自日本回到襄阳，为共进会筹措经费，乃经上海回鄂。湖北共进会自此又重振旗鼓。孙武等人抵汉后，重新设立下列机关：汉口汉昌里一百四十四号刘燮卿寓、如寿里八十八号钟雨亭寓、武昌萧家巷十一号吴肖韩寓、过街楼五号孙武旧寓。交通机关则为汉口新马路大成印刷公司和河街新大方栈两处。又将武汉近况，分别派人通知长沙焦达峰、岳州潘平界、宜昌潘级升、襄阳刘公和京山刘英。与奉天的任本昭、周斌、张天华、陈锦章、李德安，长春的徐竹坪、黎本唐，四川的吴香墀、何起义等处，也进行了书面联络。

　　鉴于会党的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湖北共进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孙武等人说，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抬营主义”[4]。

　　为了强化组织，湖北共进会将原有的会党五个镇，改为五个军，以刘英为副都督，统率其众。同时，又对军队内的共进会组织，作了重大改动，即按清军编制，于队、营、标各设代表，分层负责。各单位会员，二十人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每三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正队长；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同志，编成六个军，拟定李成牧为第一军指挥，江庆林为第二军指挥，萧国宝为第三军指挥，高尚志为第四军指挥，丁仁杰为第五军指挥，陈孝芬为第六军指挥。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形势紧张，湖北共进会的编军计划未能实现。

　　1911年3月，同盟会派谭人凤到各地视察革命进展情况，过武汉与有关革命组织领导人见面。由于同盟会领导人多在国外，对湖北革命组织知之不详，以为共进会即居正所部，谭人凤将经费主要交给居正，孙武所得甚少。孙武大感不平，自此对同盟会心存芥蒂。孙武从谭人凤处所得之二百元，用以开设同兴酒楼，效梁山泊朱贵卖酒故事。邓玉麟自扬州回，被任为酒楼经理，郭寄生管账，张育万作跑堂。酒楼位于武昌左、右旗之间的黄土坡（今首义路），地处新军营房附近，前往酒楼的士兵络绎不绝，共进会藉此联络人员，发展组织。后因资金有限，且恐日久事泄，酒店停业，改设一同兴学社于巡道岭（今武昌粮道街东段），专供同志寄宿联络之用。

　　三、会员分布

　　共进会吸收会员，先由会党、市民而转入学界，又由学界而深入军队。到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会员在军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学堂约有二百余人，其他社会阶层约为二百余人，会党入会人数，当于军界、学界的总和。联络会党得力于黄申芗和刘英兄弟，联络学界先为胡襄、田采堂，后为牟鸿勋、苏成章；联络军队主要是邓玉麟和高尚志、陈孝芬等人。会员入会，只填“愿书”，不缴会费，也无一定仪式。较之同盟会更形松懈。共进会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这种散漫状态，在起义之前因有“排满革命”相号召，故会内会外大体尚能一致；起义之后，则失却宗旨，会内会外便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这是辛亥时期各革命团体的通病，而共进会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