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研究孙中山的新进展

　　原文题目：日本学者研究孙中山的新进展——神户“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侧记

　　1996年11月29—30日，由日本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主办、孙文研究会及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合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日本神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华侨”，讨论时分为三个议题组：1、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行动；2、孙中山与华侨华人；3、孙中山与中华文明。列入会议名册的学者共64人，其中日本50人（包括在日本大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华裔人士），中国10人（大陆8人、台湾、香港各1人），新加坡、韩国、德国、美国各1人。从日本各地大学、研究机构前来旁听的学者、学生也有数十人。这是一次以日本学者为主的中等规模的学术会议。会议时间虽短，但其组织之良好、学术气氛之浓厚，予笔者极深印象。早在开会前一个多月，会议的“事务局”（相当于秘书组）就已把论文寄到与会学者手中，对学术报告的分组及报告评论人的选择也作了精心的安排，所有评论人都是对有关报告课题研究有素的专家。评论和提问甚少客套，往往直截了当地指出报告的不足之处，或者提出相当尖锐的问题。如笔者报告论文《孙中山、张作霖的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后，京都产业大学助教授江田宪治提出问题：张作霖是亲日派，而孙中山晚年仍未放弃争取日本，你的报告又涉及俄、日关系，那么，在孙、张关系中，日本起了作用没有。这是笔者十多年一直注意但解决不了的问题。笔者只好回答：我在研究时只利用了中文和俄文的资料，但没有发现日本人介入孙、张反直同盟的证据，希望日本学者发掘一下日文资料。因为这次会议研究的是中国问题，所以，会议规定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一些日本资深学者汉语口语不大好，但仍坚持以汉语报告和作评论，他们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而有些日本青年学者如石川祯浩、深町英夫等，不仅对一些课题研究得相当深入，而且能讲一口流畅标准的普通话。我想，今后在进行学术交流时，我们对这些青年学者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孙中山研究是中外学者已取得很多成果的一个学术领域，要利用新史料或从新的视角取得新成果，确实不容易。但从会议的论文和报告看，日本学者通过努力，在孙中山研究方面仍取得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新进展。

　　第一，在新史料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支那保存分割合论〉的若干考察》一文。我们都知道，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收录《合论》时以《合论》手稿为底本，北京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则以1903年9月刊于《江苏》杂志第6期的《合论》为底本，两个底本有较大差异，而且，孙中山这篇文章有不少费解之处。狭间教授利用新发现的刊于1901年12月《东邦协会会报》的《合论》，对《合论》的三个文本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合论》主要读者对象是日本人。他的研究对理解孙中山这篇早期重要著作以及进一步探讨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很有价值。江田宪治提交的《民权主义的出发点——〈会议通则〉》一文，对《会议通则》的各种资料来源一一作了分析。这为了解孙中山如何从西方学习民主主义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第二，在研究“孙中山与日本”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这个方面本来就是日本学者的强项，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不少新成果。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交了《萱野长知与中国革命——以中国观为中心》一文。萱野同宫崎寅藏一样是同孙中山关系十分密切、诚挚地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但迄今为止对他的研究成果极少。久保田教授参与编纂《萱野长知研究》（新近出版）一书，掌握了很多史料，他的论文不仅介绍了萱野的经历和思想，而且对如何评价萱野也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富山国际大学藤井升三教授的《孙文与日本——以“中日盟约”为中心》是一篇考辨性的论文，主要是对认为“中日盟约是伪造的”论点作反驳，力图从多个方面论证“盟约”的真实性。藤井教授的意见虽不一定都被大家接受，但相信他的研究对最终弄清这个历史疑案是有益处的。在“孙中山与日本华侨”这个论题下，日本学者提交了4篇论文：摄南大学许淑真教授的《“敕令352号”与留日福清帮》、天理大学市川信爱教授和朱鹏讲师的《孙文“辛亥革命”与华侨学校》、横滨开港资料研究馆伊藤泉美研究员的《关东大震灾与横滨华侨》、文部省中等教育局松本武彦先生的《孙中山与王敬祥》。这些论文对了解孙中山与日本华侨的关系以及当时日本华侨的状况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从一些新视角对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进行研究。深町英夫的《向革命出发——夏威夷华侨的政治化与兴中会的成立》，分析了19世纪末期檀香山多民族社会及华侨政治化的状况，为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勾勒了一个背景场面。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教授的论文《试论孙中山的人性——关于韦慕庭教授的一个说法》，对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关于孙中山个性禀赋的复杂性与基督教精神同儒家学说的对立有关的论点提出商榷。中村注意到基督教不同宗派的差别及某个特定的宗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认为，从当时香港华人基督徒的情况来看，这种对立模式不一定成立；而孙中山皈依的公理宗教派，其教义是鼓励民众自主和民族自立的，华人实践这种教义的归趋，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立运动。中村的论文还指出，孙中山的思想与美国社会福音运动（及其创立的美国经济学会）有一定关系。关西大学河田悌一教授的《孙中山和近代文明及儒教》，对孙中山同中西文化的关系作了自己的探讨。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孙中山与“亚太的时代”》一文，结合现代不少人说的“21世纪将是亚太的时代”等言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研究孙中山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的看法，并进而探讨在不同时代亚洲环境中孙中山的现代意义。冈山大学石田米子教授的论文《孙中山与女权论——从女性主义（feminism）的观点加以考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要探讨在中国像孙中山那样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女权论是如何发挥推动近代国家、近代家庭之形成的作用及意义的，并要探讨他们是如何预见和认识对在20世纪末我们所面临的课题的”。以上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课题，我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作过研究，但这次日本学者研讨这些课题时切入的角度及论证的思路与我国学者有较大的差异，这样，就有可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除日本学者以外，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提交了若干篇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孙中山的论文。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提交的《论孙中山晚年对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思绪寻踪》一文是一篇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的力作，对深入研究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很有价值。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一文，把百多年来华侨接受民族主义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考察。他把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时期称为“新概念的冲击时代”，在论述这个时代时，王教授指出了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看法的几次改变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华侨的影响。韩国汉城大学闵斗基教授的《1920年代韩国人心目中之孙文和三民主义》一文，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韩国的报刊对孙中山和中国表现出特别关心，是因为想从中国找到从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方法和教训。闵教授的论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孙中山及其思想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德国洪堡大学费路（R.Felber）教授的论文《从最近出版的档案资料集看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同苏俄的关系及对德国的态度》，是讨论会中唯一用英文写成的论文。但费路教授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作报告。因为他的论文引用了不少珍贵的俄文、德文档案，而且他本人又参加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5卷本，分别以俄文、德文出版，现已出版2卷）的编辑工作，所以他的报告引起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向他提出的问题也特别多。

　　提交大会的论文，有一些是研究华侨历史与现状，或者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笔者对这类问题缺乏研究，所以，在本文就不作介绍了。

　　除我们中国以外，日本很可能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和成果都最多的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和吸收他们的新成果，是深化我们的孙中山研究应该做的一件事。

　　（作者邱捷，1945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