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与孙中山交游小考

　　把徐、孙二人拉在一起，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在民国初期的南北政府对峙的严重斗争中，徐是北洋皖系军阀中力主南讨的谋士和主将，孙则是南方民党坚持北伐的领袖，彼此针锋相向，还会有什么“交游”和友谊呢？但事实不然，在南北战争中，徐、孙虽是对抗的主角，但在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却时有交游且曾建立了某种类似于“统一战线”的情谊。

　　在袁世凯时代，徐虽任陆军部次长，但大政方针轮不到他来说三道四。而在袁死后，段祺瑞任总理，小徐终于脱颖而出，站到北洋的前台，指手画脚而神气活现。段祺瑞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这样，徐树铮自然就成了皖段政权的政略、战略设计师，他运筹帷幄，大力推行以武力来统一中国的内战政策。在对德宣战后，皖段政府获得了大量日援：金钱、军械源源而至，皖系军阀势力大增，因而决心派多路大军南下，一举荡平南方政府，为此，小徐四处奔忙于北洋军阀各派系来加以协调，实际主持对南军事。1918年5月下旬，徐氏风尘仆仆，由北京之汉口、长沙，又由长沙亲赴衡阳前线，做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的工作，催吴兵发广东，扫平孙中山势力。为此，他建议北洋政府加官晋爵，晋吴佩孚为“孚威将军”，以便笼络听任驱遣。在衡阳会吴期间，他投“吴秀才”所好，逞才吟诗，作《衡州谣赠吴子玉》长诗，有句云：“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斩首或追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还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吴公爱民如爱军，与民赤子同慇懃。”（徐树铮《兜香阁诗》）违心吹捧直系政敌吴佩孚，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南方民党政府，铲其领袖孙中山。但吴未上钩而撤防北归，推动南北议和。

　　而孙中山在南方广州，也是针锋相对，他以护法为名，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推为大元帅。积极布置对抗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于是南北孙、徐，兵戎相见，严重对抗。

　　但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编练的十余万边防军，改名定国军，大败亏输，北京政府落入了直系军阀掌控，又引发了直、奉的新矛盾，小徐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为皖段设计，在联奉抗直的同时，主动联络南方的孙中山，结成皖、奉、孙三角同盟以抗直。在这一新形势下，小徐再次南北奔波，成为皖段、奉张与孙中山三角同盟中最为活跃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讨伐勾结直系的桂系军阀，收取广西，十二月四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出师北伐。这时，小徐自告奋勇，准备到广州、桂林见孙面商三角同盟共同反直之大计。据《国父年谱》，记载了小徐行踪。小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先到广州，孙中山派汪精卫、廖仲凯二位要员接待，孙致电云：“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于此可见，在北伐战争中，中山先生对徐的三角同盟“统一战线”之议，寄予厚望。后来桂林大本营北伐没有成功，那是因为后方陈炯明的叛乱。故孙在致蒋介石信中又说：“徐君此来，慰我数年渴望。”所谓“渴望”，非指个人情谊，而是为北伐可能实现而高兴。政治家的斗争，讲究的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在孙、徐桂林会面之前，二人似无个人“交情”或“友谊”可言。

1922年1月18日，孙中山与徐树铮在桂林见面，几次会谈，气氛融洽。据《徐树铮年谱》载，“先生（指徐树铮）这一次从桂林回来，对中山先生十分倾倒。尤其佩服中山先生谈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地理时之如数家珍，常常向人述说。听说中山先生对于先生也非常赏识，曾有留他作参谋长之说（孙象震、吴忠信先生都这样说过）。”孙、吴都是当时接近中山先生的人，相信言有所据。于此可见，孙、徐二人在由政敌而化为暂时盟友后，在具体会面畅谈中，已逐渐了解对方的理想志趣及内心灵魂的诉求，因而惺惺相惜，产生了一定的情谊。

　　其实，从中山先生角度来看，在这次会面前，小徐于1919年收复失土一事，曾给他以良好的印象，孙在给徐的复电中，曾以汉代立功西域边陲的爱国志士傅介子、陈汤、班超，来比拟徐树铮，认为他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努力与贡献。当时的民党中人，曾有人批评中山先生不该表扬政敌，但孙复信明确地说，小徐收复失土，“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详参拙文《“卖国”小徐也爱国》，此不赘述。所称“公论”，谓不掺和私人情感因素之历史公正评价。但徐收复失土时的果断与魄力，已给中山先生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为将来的桂林会面时建立友谊作了必要的准备与铺垫。孙认为徐是一个胸怀大志、能办大事的人。因此对桂林会面的孙、皖、奉三角同盟共同反直一事，寄予厚望，故有上述“慰我数年渴望”之语。孙想请徐作自己的参谋长，如果不是会谈深入而投缘，彼此产生一定的友谊，是不可能有此建议的。而从徐的角度言之，为了桂林会面，他同样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下定了决心，革命的孙中山与“反革命”的徐树铮，彼此抛弃前嫌而握手称友，虽出于一时的“统战”利益需要，但双方皆认真对待。

　　桂林会面后，小徐对中山先生很是佩服倾倒，于是私情友谊油然而生，这也是自然之事。这里有二个证据。一是小徐后来继续关心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的事业。在政治方向上，孙提倡三民主义，但小徐并不信奉三民主义，而是力推北洋皖段军阀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几经波折，小徐仍不改其初衷。包括这次桂林会面，徐并未成为孙的信徒，彼此变化的只是斗争的策略、方法与手段。所以小徐在1925年底出洋考察归来，就先到上海联络当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鼓动皖、直、奉三方北洋军阀的新同盟，以便共同对抗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虽是后话，但却亮出了小徐的政治底牌，他与孙中山是二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又因为桂林的孙、徐会面，双方为了暂时的利益走到了一起，并因会谈深入，增进了友谊。政治之事，就是这样的复杂。据美国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附录《蒋介石大事纪》载，蒋介石奉中山先生之命，陪小徐赴桂林见孙，1922年1月3日，从广州出发，1月18日到桂林，中途到梧州时，又有吴忠信来接。这样，从广州到桂林的途中，徐、蒋二人多日相伴而行，多有交谈切磋，增进了解。据《徐树铮年谱》载：“回到上海，和方立之先生谈，说他‘这次见到许多名满天下的人物，但是将来真正帮助孙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蒋介石先生。’后来蒋先生一度回到宁波，先生一方面写信给中山先生，劝他切不可放走蒋先生，一方面写信给蒋先生，劝他千万不要离开中山先生。他曾经把这两封信拿给方先生看过，方先生还开玩笑地说：‘这是国民党自己闹家务，关你甚事？’他说：‘这是关系大家的事，关系整个国家的事，我们怎能不关心？’”徐向孙力荐蒋介石，如果与孙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二是徐为中山先生写挽联的事。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时徐树铮正率团在欧洲法国考察。噩耗传来，小徐即在代表团的巴黎驻所举行了悼念仪式，并亲撰长联以寄其哀思，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生？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表”；下联是：“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孙、徐二人，一南方，一北洋，原是站在敌对立场。小徐在国外闻孙病逝，本可不闻不问，但事实相反，小徐表达了对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并对中山先生的奋斗人生，作出了高度的历史评价。据说当时吊孙挽联极多，但能道出中山先生一生心事者，“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见周游《扪蝨谈》），虽不免溢美之辞，但徐之才气，可见一斑。周游为黄埔军人，徐之敌手，所言必不虚也。孙、徐二人，若无一定的交情友谊，能写得出来吗？

　　孙、徐的交往情谊之事，说明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很重要，彼此退后一步，是为了今后的进两步，甚至是为了历史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