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3)

　　形成中的借贷（金融）资本集团中国资本主义借贷资本的形成，一部分是由旧式货币经营资本转化而来，一部分则是随着新式银行的出现而产生。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便存在着典当、帐局、票号和钱庄等旧式金融业。步入近代后，典当业历近百年沧桑而面貌仍旧，基本从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高利贷资本。与鹅行鸭步、故我依然的典当业不同，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业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长足发展。称雄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北起蒙疆，南至闽粤，西起川康，东临海滨的重要城镇、商埠和码头，大都建立了通汇点，上海在1875年有票号24家，数年之后即增至40多家。进入二十世纪，票号手中已掌握着大量的营运资本，贷放活动成为该业汇兑之外的另一项重要业务。据有关专家近来的研究，二十世纪初年票号除了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同时还开展了对近代工矿企业发放少量货款的业务。一个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以前，上海源丰银号曾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余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等等。（《源丰润倒闭借款档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藏稿），转见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票号直接与近代企业发生金融业务联系，开始分享产业利润，无疑可以证明它们已经在向近代信用机构过渡，并渐次具有了借贷资本的某些属性。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这种富有时代意义的过渡毕竟自二十世纪初年才刚开始，且范围和规模均十分有限，票号能陡起暴富、财运亨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结纳封建官府，“藏富于官”。据统计，1891—1911年间，全国由票号汇兑的官款高达154711654两。（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38—139页。）正由于票号同清政府存在荣枯与共的依存关系，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便一蹶不振。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清末民初的票号已具有旧式货币经营资本和新式借贷资本的二重属性，但前者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票号业并没有能最终完成向近代金融业的蜕变。

　　比较起来，还是钱庄在业务和性质上变化最为显著。鸦片战争以前，钱庄的业务以货币兑换为主，兼营小额存放，五、六十年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钱庄资力较前大为扩充，业务重点转向存放款、发行庄票、办理划汇和贴现等信贷活动方面。这一时期钱庄与新式商业的联系日益密切。上海的100多家钱庄每年都要贷给丝、茶、糖、棉、烟、麻等行业以巨量资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序”。）1876年的材料记载，福州的钱庄向茶贩发放茶叶贷款已占茶讯时节贷款总额的60％。（转见张国辉：《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通商口岸的钱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七）。）外商同中国商人做生意大多通过资力较雄厚的钱庄清算货币。所谓：“华商与外商间之周转以旧式金融组织——钱庄是赖，钱庄所出庄票颇得外商之信任。”“华商与洋商之关系一变而为钱庄与洋商之关系”。（《上海钱庄史料》第20、19页。）二十世纪初年，钱庄在以商业放款为主的同时，加强了同近代工矿企业的金融联系，比较积极地向生产领域渗透。据较完整的上海福康钱庄资料记载，该钱庄自1899年到1907年，曾向瑞纶丝厂、恒昌丝厂、燮昌火柴厂、启新洋灰公司、汉冶萍局等13家近代企业信用放款共计273558两；1902—1906年，又向瑞顺丝厂、恒昌丝厂、又新纱厂共抵押放款235982两。（据《上海钱庄史料》第十二章有关表格计算。）另据统计，从1903到1905年间，汉口的120余家钱庄每年商业放款总数都在4500万两至5000万两之间。（《商务官报》（合订本）第一册，第23期。）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钱庄业务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钱庄资本在性质上已基本完成了从旧式货币经营资本向资本主义借贷资本的历史蜕变，成为近代金融业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钱庄性质的转化，中国出现了首批纯度稍次的近代金融资本家。

　　那种近代形象更鲜明些的近代金融资本家是随同新式银行业的崛起而产生的。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资本额定为500万两，于1898年收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页。）但孤掌难鸣，无以构成一种新的行业。1905年方有户部银行（两年后改称大清银行）的创设，该银行虽系官办，但股份却是官商各半，开办资本合共400万两。（《大清银行始末记》第32、40页。）继之而起的商办、官商合办和官办银行有浚川银行（1905）、信义银行（1906）、信成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7）、四明商业银行（1908）、交通银行（1908）等等。据统计，1887—1911年间，中国新式银行共设立了17家，平均每年约设立1家。（《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60页。）1911年实存16家银行年底实收资本数为21555千元。（唐传泅、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表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其中信成、浙江兴业和四明三家银行系纯粹商办，创办资本额共约220万元。信成和浙江兴业银行均享有发行银行券（钞票）的权利。因此，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一批新式银行的相继开设，标志着我国近代型借贷资本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形态，那么，几家商办银行的创设者和主要投资人便是新兴金融资本家集团的佼佼者和领袖人物。事实上，早在1909年，信成银行总理周廷弼、协理沈缦云便率先建议设立上海银行公会，以“连络感情、巩固同业基础为宗旨”。（《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469页。）事虽未果，但却明显反映了早期金融资本家集团的自我认同意识和集结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