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梁启超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一
孙中山1866年生，梁启超1873年生，孙较梁长7岁；孙1924年逝世，梁1929年病故，仅相隔4年；孙广东香山翠亨人，梁生于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相距不足1百公里，是地道的同乡；孙中西文化兼通，具有广博的最新文化知识，梁则中学、西学皆有造诣，是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孙梁处于共同的时代，有着相近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追求，同为中国的振兴不懈的奋斗，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性格差异，使二人终未站到一条战线上，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携手搏击。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孙一生奋斗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梁所追求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国会和宪法。梁一生善变、多变，但梦寐以求的制订宪法和开国会始终没有变，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孙好象不善变，但他总是从世界的高度研究中国，时刻想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国民党，较梁启超要会变。所以孙中山的变，为人称道，梁启超的变，多有贬词。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根本区别在于所选择的实现政治目标的道路不同。当1894年梁启超刚刚涉足政治舞台的时候，孙中山已组织兴中会，决心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又冲破梁启超等人反武装斗争的种种障碍，取得了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各种武装斗争，虽较少取得胜利，但他所坚持的武装革命的道路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自然为后起的共产党人所继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改良主义道路有所动摇，但从总体上看，他一直反对武装斗争，坚持通过改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书生搞改革，必然找靠山。梁先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后又投靠袁世凯；发现袁是独夫之后，又倒袁，寄希望于段祺瑞；段的野心暴露后，梁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只好关起门来作学问了。科学地讲，改良如果能实现生产方式的更替，当然较武装斗争要好。但改良必须在统治者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开明派支持，有较高思想文化水准的民众为基础和有一定法律保证的合法斗争的政治环境。在专制势力极强的旧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充分，所以改良主义走不通。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一生到处碰壁的坎坷命运。从这点上讲，孙中山是大聪明，梁启超是小聪明。伟人和大学者的区分大概也在这里。
孙梁的共同目标和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将孙梁加以比较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但本文不准备全面铺开，仅就1899至1903年孙梁合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考察。
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孙中山和梁启超有合作的意向和行动，这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和双方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单纯用梁启超的“首鼠两端”或孙中山一时的“策略”来解释是欠准确的。
对康梁这一派革新势力，孙中山一向十分关注。早在1892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借行医进行革命斗争时，就注意到了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并提出与康联合。不料康目中无人，定要孙中山具门生帖拜他为师，大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遂失败。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农学会，又邀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维新志士加入，由于康不点头，不果。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学识水平的“文士”，就和横滨侨商邝汝磐商讨建立一所学校，一方面教育华侨子弟，一方面培养革命人才。孙中山即举荐梁启超来主持校务，并将该校命名为“中西学校”。派专人往上海请梁启超时，康有为以梁正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徐勤前往，还认为“中西学校”一名不好，更名“大同学校”，孙中山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大同学校从1897年冬开办后，既有维新志士执教，又有革命党人授课，孙中山和陈少白亦常往校内指导，“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彼我之分”（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46页。）。1898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笔谈，交换政治见解，曾把梁启超当作同志，称他们之间“另有秘语，非局外人所能知”。还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他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孙中山并断定，康有为肯定不会来，因为“康之所行，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多使其门弟子出来办事，而彼则隐其名”（《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179－180页。）。这表明，孙中山是十分器重梁启超的，二人也有一定的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