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研究所师友杂记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当代史学 作者：李金强 查看：
钱穆（1895-1900）先生在本港创办新亚书院及研究所，早于中学时已有知闻。及至回台升学，就读于师范大学（师大），时中国文化史一科，业师朱际镒规定阅读钱氏之《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文化学大义》二书，并撰书评。对钱氏之学，由是有所认识而心领神会。1967年钱氏移居台北，讲学中国文化大学，并出版《朱子新学案》一书，继而发表《朱子学提纲》，轰动士林。遂得阅读《提纲》一书，读后犹如对中国学术思发展，获一全面性鸟瞰的认识，留下深刻印象，故已有毕业后回港投考研究所之志。
回港后，得悉师大学长欧阳镒豪于1971年先行考入研究所，继而同班雷家骥亦于1972年考入，时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均设于农圃道，而新亚中学则尚未开办。其时余于中学任教，课余即至农圃道，与镒豪、家骥共聚，并因而得识全师汉升之助理李龙华，研究所1970年入学的廖伯源，及家骥同届之梁国豪与刘楚华四位，并认识大学部历史系四年级生陈懿行及何汉威二位。
龙华及汉威先后至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攻读博士，余亦于稍后获浸会停薪留职，并资助前赴澳大深造，得以重逢。时龙华已毕业，任职澳大远东语文图书馆，而汉威则仍在学，时常往还。汉威记忆力惊人，中、西史学造诣至深，与其相交，获益良多，其后毕业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任职至今。
而伯源及楚华二位则至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攻读博士，国豪则至京都大学深造，家骥返回台北，至中国文化大学攻读博士，今则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伯源亦于法国毕业后，一度回所任教，现则任职于史语所。而楚华亦稍后来浸会大学中文系任教，成为同事。
余于1973年为研究所录取入史学组，同届尚有陈懿行及戴桂冠两位，而与同年入学的翟志成交往较多，志成为中山大学之红卫兵，文笔犀利，深得所中师长之喜爱，其后至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随杜维明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与他在国立星加坡大学重遇，志成任职于该校之东亚哲学研究所，该所为星加坡政府鼓吹儒学之学术机关，今已结束。日后转而任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
余入学时，研究所尚隶属于中文大学，至1974年由于研究所诸师与中大校长李卓敏之办学及学术理念有所不同，故决定离开中大，自行独立，并接受台湾教育部之资助，此研究所毕业生日后均能获教育部颁授学位之由来。
其时研究所所长为唐师君毅，教务长为赵潜先生，所内共分文、史、哲、佛学四组。史学组导师为苏师庆彬，任教中国史之老师，包括严耕望、全汉升、王德昭、陈荆和、罗梦册，孙国栋等数位。而余英时亦于此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皆一时之选。而研究所尤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师，为熊十力之弟子，最为著称，新亚研究所亦因其三人而成为1949年后新儒家之学术重镇。
史学组导师苏庆彬原为魏晋南北史之专家，然其时开始从事编纂《清史稿》索引，并由同班戴桂冠协助。故研究所存有大量苏师编纂索引之咭片，蔚为大观。入学后，除需修读英、日语文外，先后修读耕望师、德昭师及复观师三位任教之学科，而论文导师则由孙师国栋指导。诸师皆学问渊博，获益匪浅。余于师大攻读时，其初研究兴趣在于近代史，而师大亦以此著称，后受际镒师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之影响，故亦对中古史多所用心，故入研究所后即修读耕望师任教之科目——中古史研究及中国历史地理两科，所受教益最多，故先谈耕望师。
耕望师为宾四先生国内任教时之弟子，获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唐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著称，并已自辟历史地理研究之蹊径。所讲授中古史一科，上学期主要介绍中古史史料、治学方法及其生平所遇师友之学行，日后并将其课堂所讲，扩充而成为《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实为治中国史入门的最佳读物，耕望师之专史研究，实属藏之名山之专门著述，读之者少，知之者亦希矣。惟独此三本小书，使其为史学界人所共知。而下学期则以其撰写有关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之专题论文，抽取若干篇讲解其研究来由及心得。耕望师之史学，奠基于史料，故其研究创获之光辉皆由史料而得。曾于课堂上自谓其历年研究唐代交通路线后，最终发现了唐代的国界，此为其于唐史研究之发明，由此可见，耕望师史学研究之精细及真相发明之功力。
至于中国历史地理一科为大学部之科目，然所修学生不多，盖因耕望师之普通话，不易为香港学生所听懂。当时一齐上课，尚有今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苏基朗，基朗于中大毕业后，亦至澳洲国立大学进修博士。耕望师所讲历史地理，起自史前，下迄唐宋，对疆域、气候、物产、交通、城市，多所论述，余修此科，国史造诣由是大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