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周锡瑞 查看：
大刀会1896年的起义就是这种动员的第一次表现。关于这次起义，最完整的记载，大约是登州的基督教山东时报：
言“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以其浑身功夫都用到枪刀不入之故也；所以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不惜钱钞，富庶之家坠其求者几乎千万户。如果同谋捉贼，固为善举，而孰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今年春始露形色，借端滋事，百姓有不随己者，群起而攻之，兵丁偶有触犯，鸠众而击之，天主教不信其能避枪刀，指为妄诞，会众就因此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登州山东时报，《大刀会始止论》，1896年9月11日，见《山东近代史资料》册三，页183-184。）
我们用不着多谈这次起义的细节。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次大刀会突然起事的原因。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教民洋人的积怨；一般人民早已感到在民、教冲突之中不可能依赖官厅做公正的裁决，而1898年的客观形势里，又加上了甲午战败这个新因素，清廷的积弱更减低了人民的信心。人民纷纷转向自卫团体以求自保，李秉衡的奏摺里说：“……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可避枪炮，传习愈多……”正说明了这种现象。
山东半岛在甲午之战时也是战场之一，当地人民并没有辨清楚侵略者究竟是日本人，英国人，或是其它外国人，而把一切外人都当作敌人，一律仇视。（NCH 17/4/1896.）这种气氛促成民教矛盾进一步的尖锐化。
大刀会第二次的出现是在1897年的春天，在徐州西北部。（NCH7/5/1897；李秉衡折，1897年6月28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9。）那年11月1日接着就发生了有名的巨野教案，说巨野教案是大刀会干的，大约是不错的。这次教案的后果远比本身情节重要；德国政府把握了这个藉口，占领了胶州湾，俄、英、法国跟着分别采取行动，造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一般人民也许不能十分了解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严重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巨野教案及胶州被占对他们没有影响；就是说他们所受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地方上的洋教行动而来的；事态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上教民的气焰。给农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是素孚众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德国人的坚持之下被革职，充分显示了洋教的威力。当地德国教士的报导，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两位神父死后，入教的人数大大增加，……这些异教徒恳求教会接纳他们，来找我的人数多到简直应付不了，……不久，整个教区都有这个现象。（Stenz,p.131.）
因为教会对教民最大的吸引力是能给他们撑腰，而巨野事件又显示了洋教的威力，所以1897年以后，教民人数的增加是顺理成章的现象。随着人数加多，教民声势大盛，这正是义和拳运动爆发前夕的景象。
在官方文件中，“义和拳”这个名词在光绪年间的首次出现，是在有关冠县梨园屯事件的记载里。梨园屯属于冠县飞地的“十八村”之一，这一带教堂林立，据说单在梨园屯附近就有十四个。
梨园屯教案的大致情节是大家所熟悉的，1887年为了扩建教堂，梨园屯的教民拆毁了玉皇庙，六名乡绅领头提出诉讼，从县衙门告到巡抚衙门，全都败诉。1892年以后，梨园屯抵抗洋教的斗争领导权就从乡绅转到本村一批青年庄汉的手里，他们自称“十八魁”，领袖叫做阎书勤，是个兼干活儿的贫农，略有几亩地，耕地之外靠贩卖及雇工维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1963年，台北），页6-7；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1980年，济南）页259; NCH21/3/1898.）以下接连几年，十八魁领导村民与教民争地，双方缠扰不休，十八魁于是到邻近威县的沙柳寨，想拜梅花拳赵三多为师，起初被赵三多所拒绝，赵三多以往曾透过拳术，跟衙门捕役建立起关系，运用这个关系为被教民欺压的人民伸张正义，所以后来终于基于正义的考虑，纳十八魁为徒。（郭栋臣后来成为赵三多的秘书，所引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页328。）1897年春天，那一带梅花拳的徒弟在梨园屯聚集“亮拳”。这次梅花拳的示威有数千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