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2)

　　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十四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僕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六个月薪水和公费银一千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官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3]（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遵拟游历人员章程事）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硃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二、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1887年6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总理衙门所属的同文馆内，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同，这次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曾纪泽在日记中有如下具体记载：6月12日（闰四月二十一日），他先到总理衙门“将所拟之题付印字房摆印”，然后与总署大臣沈秉成（字仲复）、续昌（字彦甫）“同往同文馆厅，试吏、户、礼三部保送之游历之员，送32人，到者20人，点名散卷，发题纸”。“申初阅卷，申正二刻毕”。次日，又“至同文馆厅，试兵、刑、工三部游历人员，保送44人，到者34人，点名、散卷，发题纸”。下午同总署大臣福锟（字珍亭）、廖寿恒（字仲山）一起“阅卷，批定甲乙”。[4](P1597)至于考试题目，据应试的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则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这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考试结果，初步录取28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户部主事缪祐孙第二。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傅云龙在这篇《记中国自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的试卷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涉订约的历史。文章谈到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但同时又认为西洋科技有不少源于中学。关于近代中外关系，他指出“道光间林则徐禁鸦片”而局面一变，“咸丰间与英法交兵，而局又一变。为通商计，于是乎有约立约”。[5]还列举了与各国订约的时间。

　　对于这次游历使选拔考试与派遣，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反应。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四日曾记载道：“近日通商衙门分日考试六部所举游历人员，闻取者28人，兵部傅懋元（傅云龙字懋元）第一。”但他认为以往中国士大夫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出洋游历居然成了热门，需要考试竞争入选，连傅云龙那样钻研经学考据学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也来应试。思想较为保守的李慈铭不禁感慨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之才，亦近日风尚使然也！”不过使他聊感安慰的是，“又闻懋元此次试自明代以来中外交涉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6]

　　而《申报》却十分重视这次游历使的考试和派遣，除了全文刊登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评论首先认为，“泰西各国之开疆拓土日致富强，大都其先皆得益于游历”，而中国“历来不欲驰域外之观”。开埠以来，“中国敢于不畏风涛远出重洋者”，多为贫民，“出洋打工糊口而已”。“而知大局读书明理之人，则又不肯轻出。”文章强调“外洋各国皆与中国通商，泰西诸人至中国游历者皆得窥见中国之情形而去。而中国之人乃于外洋之山川风土地理人情懵然不知，亦一大可耻之事”。评论指出现在朝廷开始对此有所觉悟，“因命京中各衙门举荐游历之员，既举之后，又一再考试，计得一十二员，皆由正途出身，使之游历外洋，以资识见”。因此社会上对此举期望甚殷，希望“将来中国悉知外洋各国之山川风土人情而纤悉靡遗，胥由于此矣”。文章还批评以往中国的洋务措施只知学习西方之皮毛，因而“全赖游历诸君，广咨博访，详识约记，力破从前之积习，以为国家著洋务之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