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乱源(3)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他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反而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

　　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作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电报，提出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的，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顺理成章。

　　谁的临时政府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建府开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

　　然而，就在这一天，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

　　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就请自便吧。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人心，尤其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做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默认了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和“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

　　很难说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还曾为国际承认从事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未收到成效。

　　至于财政，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做“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步进行，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100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做一回事。

　　法统之争

　　在清廷这方面，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