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2)

　　其次，由于南方起义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有力量进行北伐，军事上完全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于是不得不与北洋军政势力达成妥协的办法，让北洋军事强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在清退位后，由袁世凯担任中华国民正式大总统。

　　南北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南方起义的成果被袁世凯拿去，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袁世凯是“名实具归”了，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得了名正言顺的总统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当然不平衡，再说对袁世凯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个月时间里，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设计了一套“临时约法”，用一种特殊的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尽管宋教仁此前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采取集权制的好处完全了然于心，然而，为了党派利益，他与孙中山都放弃了原来坚决主张的、比较有利于政治操作的总统制。所有这一切“因人设法”的手段，都是出于对政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全国政治的有效运作。

　　这种临时约法下的内阁制的特点是，总统基本上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这样就可以把袁世凯架空。其次是，内阁虽然有行政实权，但却受到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的强力控制，国会则对内阁有着很大的控制权与弹劾权。另一方面，临时约法却没有给予总理反制国会的任何有效权力。当总理对国会的做法有质疑，却无权向总统申诉，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由同盟会占多数的国会，从此可以有恃无恐，滥用自己的权力却不会受到总统、政府总理的反弹。

　　在这种体制下，总统受制于总理，总理受制于国会，国会掌握在南方国民派手中，国会的权力却不受到制衡。

　　临时约法体制是典型的“国会专政”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去民主制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内部平衡能力的体制。

　　当然，在西方议会政治史上，有些国家采取内阁制，国内政治也会相当稳定，其条件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同时就是内阁首长，这样，国会与内阁之间就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致，内阁首相享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总统。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本人又是内阁总理 就是一个显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中国，南北妥协的产物只能是采取混合内阁，作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把国会当作显示威势的利器。例如，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只不过在就职演说时讲了自己从来不吃“花酒”之类的家常话，就被国会议员斥责为“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众多部长一律予以否决，弄得这位总理下不了台，只好灰溜溜辞职，造成一场内阁危机，在这一体制下，党派之争导致越来越大的政治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为以后多次内阁危机与府院之争埋下了种子，这一点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实上，辛亥革命者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总统，就如同用一个“芦苇编的小笼子”去关大老虎一样不合理也不切实际。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矛盾迟早必将发生，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好为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与机会，老虎一旦发怒，把小笼子轻而易举地撕破，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废除临时约法，建立起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为亚洲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新型威权主义政权，袁世凯强人政治曾经为全国统一并推进现代化事业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然而，一则由于袁世凯本人利令智昏地要当皇帝，二则由于取消帝制后袁世凯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凯本人又没有预先确定最具执政威信与能力的段祺瑞作为新的总统来稳定社会，在此关键时刻，北洋军政集团为了与南方和解，共建统一中国，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复临时约法，并恢复旧国会的条件。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国人中只有极少数像严复这样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才意识到恢复“临时约法”这一恶法对中国政治的危害性。随着“临时约法”的恢复，南方势力再次控制了国会，此时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数人，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样的质朴简单的种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了。

　　于是民国二年的议会危机再次重演：冯国璋总统无权，却可以干预内阁做事，段祺瑞内阁有行政权，也有军事实力，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临时约法下的国会专制，再次变成关北洋“大老虎”的“芦苇小笼子”，国会任何举措都无法在体制内受到制衡，这样的结果，只要发生政见分歧，就在于势必发生府院之争，并进而因体制内矛盾无法通过制度解决而延伸到体制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现。

　　整个清末改革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清王朝专制帝国改革失败引发的排满思潮迅猛发展，由于满汉人口比例的悬殊差距，以及统治者失去统治自信而弱不禁风，辛亥革命轻易成功，由于排满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只能建立联邦共和体制；其次，为了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又设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此后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到北洋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约法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与碎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与辛亥革命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临时约法体制，又是南北统一带来南北矛盾的“因人设制”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只能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政争与分裂，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时，我们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超越出来，重新估计这场革命的真正历史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