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辛亥革命百年:民生主义在当时曲高和寡(2)
辛亥革命网 2011-09-29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但是,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板,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五权分立”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治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事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最后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的。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的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尽管我们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积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