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史记，首义新说：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
辛亥革命网 2011-09-05 00:00 来源：《书屋》2011年第七期期 作者：裴高才 查看：
图为冯天瑜在高端对话现场谈“五伦说”
辛卯清明，珞珈山麓，樱花与书香并芳。由著名史学家冯天瑜主创，学者张笃勤协助的《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巨著，于冯天瑜七十华诞之际绣梓。这部洋洋六十多万言、七百余幅历史图片的百年巨献，广征博引，左图右史，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并运用“时段理论”、“历史合力论”驾驭全篇，对切关宏旨的细节进行精密考证，学术创获颇多，是辛亥史研究绽放的一朵奇葩。
“城市起义”说
1911年仲秋，于湖广都会武昌爆发的新军暴动，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起义。自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陆续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其中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影响较大。那么，为何惟独武昌起义被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以及历史学家称为“辛亥首义”？对此，《辛亥首义史》首先在导论中列举多方面证据进行了集中论述，指出武昌起义“首次举义成功”，并引发全国响应；沿袭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它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政治模样。
纵观“武昌首义”的称谓，最早来自孙中山以及当时的革命党人。这些有理有据的结论，不单答复了为何称“辛亥首义”的疑问，而且也道出了取名《辛亥首义史》的命意所在。
举凡提到辛亥首义前湖北革命组织活动，过去的有关著作多将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为开端。而冯先生经过周密考证，专设“武昌花园山聚会”一节，系统介绍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聚会的缘起及革命活动，指出由吴禄贞发起主持的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运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成建制地争取新军革命），就是在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前仆后继，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革命党人，三分之一受其影响，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决非偶然。
回顾武昌首义前的十余年多次反清暴动，多为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或是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在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相形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当10月10日傍晚打响举义的第一枪，城防诸营纷纷响应，经一夜八小时鏖战，一举夺取中心城市——湖广都会武昌，首次升起了九角十八星旗，悠悠中华，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于斯建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武昌首义作为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载入史册，昭显了近代城市文明的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