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2)

　    面对佃农的抗租斗争，成立不久正苦于财政拮据的军政府首先考虑的是确保赋税收入，采取了武力压制的政策，矛盾因而更为激化。如青浦县，“致乡民激怒，麋集县城，与民团抵抗”。后派兵增援，才将事态平息。在这种强行压制下，各县佃农的抗租斗争渐归沉寂。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佃农抗租斗争纷起时，同处上海地区的宝山县，则在一些开明士绅的主持下，局势显得相当平稳。钱淦就是他们的一位代表。他出生于宝山真如的一户书香门第，1904年中进士，随后由学部奏派赴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留日期间，他在学习的余暇，与同学孟森、汤化龙等人成立法政学交通社，出版《法政杂志》，潜心研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法政理论，赞扬三权分立的立宪制度。

　    1907年回国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乞假南归省亲。1909年，出任宝山筹备自治公所所长，次年兼任宝山教育会会长。他切实领导各项工作，建立了市乡自治机构，调查户口，修河筑路，推广国民教育等等，“诸臻妥洽”。辛亥光复后，他先后出任县民政长、县知事，“值改革之际，诸凡设施多所手订”。1912年5月宝山共和党分部成立后，钱淦又被选为分部长，不仅负责共和党分部的党务，还创办了《宝山共和杂志》，并担任主编。

 　   他对清政府的专制和吏治腐败，久已不满。因此执掌宝山新政权后，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运用自己对立宪制度的学识和主张，积极推行三权分立，“举凡县地方预算及县事业之兴革，无不详实规划”，交县议会公决，然后次第实施。重点之一，是对清末诸多弊政力加改革。其中，田赋是与宝山20余万人利害攸关的大政，为了杜绝旧时官吏逼索的恶行，进一步改革弊政，钱淦等人决定加速完成清丈工作，在1912年全部结束了实地丈量，并据此重定科则和定额，赶制图册，办理各户的新旧单契的更换，在呈准江苏都督后宣布废除前清的科则和定额，从1913年起即按新规定征收，大部分农户减轻了负担，“人民咸称利益”，地方秩序也相对安稳。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鼓励、保障民间发展工商业的法规条例，鼓舞了人们的投资热情，1912年2月，实业团体“工业建设会”成立，其《发起趣旨》说：“今兹共和政体成立，……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当时华侨纷纷回国创业，是这股投资热潮的一个缩影。

　    辛亥革命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还在清末，海外华侨中就有人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业，但当时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不少人望而却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1912年1月27日，国内第一个侨界社团———华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明确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著名侨商张振勋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同年3月，上海富商、同盟会员沈缦云等受孙中山委派，赴南洋各地为拟建的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得到当地侨商的响应，“风声远树，争自激励”，认股者“悉系南洋之大资本家”。

　    顺应当时的投资实业热潮，北京政府上台后，依旧采取鼓励的政策，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继而，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互相厮杀，中国民族工商业乘隙得到较快发展。在辛亥革命的直接推动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12年始，上海连同侨资企业在内的民族工业有明显发展。据1928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1910年和1911年开设的工厂各有9家，1912-1914年分别为28、29和26家，每年新设工厂数比辛亥以前增长2倍多。这种发展势头虽略有起伏，但一直延续到20年代。其中尤以棉纺织业、面粉业和缫丝业发展最为显著。

　    实业家的农村实践

　    辛亥革命后，上海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给周围农村经济的演变带来促动。随着棉纺织工厂的相继创办，一些实业家在重视扩大原料供给的同时，开始注意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料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为此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

 　   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

 　   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地处浦东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亦多栽种了棉花。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质量远胜其他产地，“于是沪上纱厂都设分庄于大团，与农民直接买卖”，该县的棉花交易市场，也因此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大团。截至1921年的海关统计，“上海农业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棉田逐渐代替稻田，现在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60%.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20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

　    辛亥革命后，受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纷纷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具规模。

　    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