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官方与民间的舆论争夺

从1902年12月《北洋官报》创办到1911年底，清政府至少办有106种官报，力图从民间报刊手中夺回信息的发布权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再次重视报刊。据研究，从1902年12月《北洋官报》创办到1911年底，清政府至少办有106种官报，分别由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军政机关创办。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和学部主办的《学务官报》，地方各级军政机关创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成都日报》等等。官报代表政府的声音，或者说它是来自体制内的声音，清政府希望通过设立官报确立自身在舆论上的主导地位。

　　一是从民间报刊手中夺回信息的发布权。1906年12月，御史赵炳麟在奏请设立政务处筹设官报的奏折中列举无官报的三项弊端，其中两项就是针对民间报刊：其一，民间报纸垄断朝廷用人和行政方面信息的发布，“朝廷用人行政，国人无由研究，全恃私家报纸窥见崖略。”这对清政府十分不利，原因是“私家报纸有闻即录，语焉不详，往往失立法行政之真意，甚或捏造谣言，是欲掩天下耳目，适以乱天下耳目”。其二，缺少权威性的中央官报，导致民间报刊无孔不入，“秘密探事，布满京师，以致军机、外交及宫中举动，皆被探出，刊登报章”，结果是“欲秘其所不秘，而反发其所不可发”， 使清政府陷于被动。

　　二是争夺开民智的话语权。自戊戌维新开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党都借助报刊宣传新思想，特别是《新民丛报》在当时的舆论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显然是对清政府权威构成挑战。由谁来开民智？清政府对此已经高度警觉，正如一位官员在奏请办官报的奏折中所称：“彼挟清议以訾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之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 清政府不仅要掌控实行新政的有形的权力，也要主导新政舆论的主导权。特别是预备立宪启动之后，报刊的开民智功能更加显得重要，清政府在办中央机关报《政治官报》时就明确说“窃维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那么，国民通过何种途径明悉国政？必须是通过政府办的官报，而不是民间报刊，或者说必须由政府来开民智，“中国风气甫开，国民教育尚未普及，朝章国典罕有讲求，向行邸报大抵例折居多。而私家报纸，又往往摭拾无当，传闻失实，甚或放言高论，荧惑是非。欲开民智而正民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因此，《政治官报》的宗旨：“期使通国人民开通政治之智识，发达国家之思想，以成就立宪国民之资格。” 地方性的官报一般也均以开民智为办报宗旨，如《四川官报》的办报宗旨为“以宣德通情启发民智”。

　　清末办官报似乎也有一些成绩，不仅官报数量多，而且覆盖面广，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办有官报。可惜的是官报并未达到期望的目标，直接表现在这些报刊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更未能培养出读者群。清政府办官报，“总期实销在民”，但事实上仅仅局限在官员之中，民间主要是向学堂、阅报讲报所派销，普通人中很少有官报的读者。《山东官报》甚至除了官派外，竟无一人购阅。 四川20余县的一次调查显示“每遇旅舍主人，问取官报，多不知为何物”。

　　没有像民间报纸那样培养出稳定的读者群，这主要是因为官报内容单一、呆板且新闻性不强，无法吸引读者。官报的这一缺点首先同官报经营管理模式有关。官报的主持人均为官员，如清政府的中央机关报《政治官报》的主持者一般是退职三品章京，总督辖区和各省官报的主持者多有观察、太守、同知等衔。这些人均无办报经验，而且多为已年高退职，已不具备学习现代报刊经营管理方法的能力，所聘访事人多系官员兼职，撰写稿件也多为新政进展情况的综述，如新办学堂、劝工场活动、新订规章等。官报新闻性不强，新闻内容多来源国内各大报，而且往往已是三四手材料。因此官报的内容以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为主，其中前两项占一半以上。显然就内容而言，官报未能摆脱《邸报》和《京报》的呆板、沉闷，更是远不及同时期的民间报刊丰富、新颖，这是官报无法培养出民间读者的直接原因。

　　可见，清末官报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体制方面。清末官报通常由官方出资、官员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派发，事实上成了一个官僚机构。这导致官报均碰到经营困境，中央报纸《政治官报》存世的四年中，仅无法收回的报费累计达9万元之巨。地方官报经营困难更是可想而知，有的甚至是因资金方面维系困难而停办，典型的如《山东官报》。这份报纸完全是官方渠道派发，民间没有订阅，为降低成本，一度改为旬报，但仍然维持困难，不仅要维持报纸出版发行的费用，还要支付馆中办事人员的费用，开办后，仅上半年结算就亏损2000两，这直接导致报纸停办。

　　现代报刊本质上是建立在高度市场化基础上的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传媒，没有广泛的读者群，报刊难以生存。但是清末官报几乎与市场无关，办报官员只管办报，至于报刊印刷出来之后销往何处，有多少读者阅读，则在所不问。

　　——选自王敏《新式传媒应对无方与清朝的覆灭》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