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复起义与辛亥革命(3)

　　1912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上海的绅商正是其中的领军团队。他们不仅在上海，也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实现政治、经济、社会诉求。他们要求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制订发展实业方案等。1912，上海工商业发展迅猛，当年电力的供应就增加了4倍，满足了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建的纺织厂的需要。而上海银行最为集中的江西路也已初露“东方华尔街”的风采。这一年，荣宗敬在上海集股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福新面粉厂。同年，马玉山在上海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仅上海资本家就投资白银1000万两。上海除了原来的一批著名绅商、实业家、金融家，如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朱葆三、虞洽卿、荣氏兄弟、严裕棠、刘鸿生等人外，还崛起了一批新的实业家、金融家，如穆藕初、陈光甫、简氏兄弟、马玉山、聂云台等，从而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精英梯队。19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政议政。会上，经上海总商会首席代表王一亭及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盛竹书等三人动议，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由此，上海绅商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头羊，而上海则成为全国的工商金融之都。

　　综上所述，上海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为上海光复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的保障，而且为光复后上海工业、贸易、金融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历史地位

　　上海，以其开放的城市结构、多元的文化融合、繁荣的经济发展及租界的特殊形制等，成为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而自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发展形势颇为复杂。1911年12月2日，随着南京的光复，在辛亥革命的版图上，上海、江苏、浙江以强劲势态崛起。而此时，武汉已岌岌可危，汉口、汉阳已被袁世凯攻下，武昌亦成炮口下的危巢之地，都督黎元洪逃了，指挥黄兴走了，武昌已是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驻上海代表，就以革命形势紧迫、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于12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兴虽不想担任此职，但为了稳定局势，同意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

　　12月9日，已宣布独立的十一省都督根据沪、苏、浙都督的提议，推荐了上海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12月18日，伍廷芳和袁世凯所派的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议事厅正式举行了“南北和谈”，先后共举行了五次会议，讨论了南北停战问题和“国体”问题，并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以表决“国体问题”。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已维系着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走向和国体抉择。唯其如此，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归国后的首选之地就是上海。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地湾夏”号轮到达黄浦江畔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当天下午2时30分，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的伍宅会商“南北和谈”之事。第二天晚上，孙先生即在沪军都督府安排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8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及商定总统人选。参加本次最高决策会的有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据胡汉民记述谓：“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商定。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先生寓所。”（《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这个史实佐证了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此时的上海已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革命党领袖的最高决策地。

　　孙中山的归来及随后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庆典，使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落空，恼羞成怒的他于12月30日电告伍廷芳中止南北和谈。但袁世凯一直窥视着大总统的宝座，并不打算关闭和谈之门。仅隔3天后，1912年1月2日，他又电准已辞去和谈总代表的唐绍仪继续留在上海。1月中旬，南北和谈依然在上海南阳路的“惜阴堂”中秘密举行，代表孙中山的伍廷芳向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最后摊牌：袁世凯必须放弃君主立宪，并让清帝退位，才可能让孙中山践约退让总统之位。1月14日，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71页）

　　南北和谈至此尘埃落定。客观地讲，让袁氏当国的确有妥协的成分，但也实在是出于现实的无奈，包括双方军力的悬殊、各自财政力量的差异及西方列强的向背等。如果孙中山不审时度势地做出这种退让，那么辛亥革命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灾难深重的中国将再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新生的共和政权也很有可能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中，从而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其后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历史地看，正是在上海所举行的这场南北和谈，表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不仅新生的民国政府得以保存，符合历史潮流的共和政体也最终得以确立。即使后来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洪宪皇帝之梦也被这个历史潮流所荡涤。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其《袁氏当国》一书中指出：“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上海正是为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平台。所以，对于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审视，在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应忽略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及相关影响。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