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省界观念

　　1926年11月，杨杏佛发表《中山先生几个伟大的观念》一文，文中特别提出的几个伟大观念之一就是“无省界”。杨杏佛认为“中山先生平生最反对的是省界观念，从隘陋不可告人的部落思想到似乎很冠冕堂皇的联省自治，都为先生所深恶痛绝。”“中山先生脑筋中从来没有‘省界’两个字。”然而，通过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省界观念在孙中山身上并没有得到克服。只是杨杏佛出于打造一个政治完人的需要，对孙所具有的省界观念颇多掩饰或视而不见而已。

　    孙中山有很强的广东情结，此乃其省界观念的核心所在。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中所结识的多为广东籍同乡，如堪称莫逆的郑士良，相拜为盟兄弟的陈少白及尤列、杨鹤龄等。1894年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广东籍。据薛君度先生的统计，286名会员中有271名广东人，所占比重高达95%。该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主笔陈少白、杨肖欧、陈春生及工作人员丁雨辰、冯扶、洪孝冲等，均为广东籍。1902年，孙中山第二次到越南，组织成立了兴中会河内分会，其成员8人全为广东籍（黄隆生、甄吉廷、甄壁、刘岐山为台山人；杨寿彭、张夹池、曾克全、罗錞为南海人）。

　    20世纪初，孙中山到达美国檀香山后，与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争夺华侨资助，撰写《为辩明革命与保皇事敬告同乡书》一文，以同乡的身份劝告“同乡列公”要“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这使得有人评价称：乡缘成为孙中山革命早期获得革命资源的重要因素。与兴中会一样，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方面，担任主笔和其它工作的人员也多为广东籍。另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所统计的246份信件中，仅给同盟会员邓泽如（广东新会人）的就达35份，平均不到一个月，两人就有一次信件来往。

　    在孙中山所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所依靠的革命力量大多来源于南方的粤、桂、滇三省，尤以广东为最。据邹鲁整理的《黄花岗之役烈士就义表》统计，在此次起义中牺牲的80名革命党中，有14人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花县5人、番禺1人、南海8人）。再则，孙中山多次把革命的突破口选在广东。辛亥革命前，在孙中山所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发生在广东地区的达8次（广州3次、潮州1次、惠州2次、钦州、廉州2次），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所占的地位也最重要。

　    孙中山的省界观念还进一步延展为对整个南方的情感认同，大力鼓吹“南方革命论”。孙中山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革命方略，无不把南方确立为首义之地，严格遵循着“先南后北”、“以南带北”的根本准则。孙中山“南方革命论”的形成固然和南方经济发达、思想进步等客观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本人的地缘认同也是促成这一构想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的省界观念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它区域的革命派别形成排斥，从而引起革命派内部的纷争。首先，在革命突破口的选择上，革命派争论不已。1903年，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提出选择长江流域的某一省作为革命的突破口，这自然有别于孙中山一贯提倡的珠江流域突破论，从而引发了这两位革命巨头的激烈交锋。日人宫崎滔天回忆说，“孙和黄兴第一次在风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原因在于“黄主张在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争来吵去，终于是黄屈服了。”（参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7页）

　    随着广东地区起义的接连失败，孙中山越来越多地受到内部革命同志的抱怨，认为孙中山只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看重，而且还把华侨所捐的革命经费只用于广东，别处一个钱都不肯给。反对之声最为强烈的时候为1910至1911年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员出现不安情绪，对孙中山专注广东极为不满，但孙中山却不为所动，仍以种种理由说明“不能经营北方，只能就广州下手”，并决心再次于广州发动起义，“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集〕第518）孙中山的强硬态度，使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对其的公开指责，有的成员甚至在行动上独树一帜，脱离了同盟会总部的统一领导。更有人站在军事角度上对孙中山的广东战略进行了批评，认为“（广东）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死命而难”，声称“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参见张劲著《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初探》）

　    在各种纷争中，最主要的是长江各省革命人士与孙中山之争。1910年夏，在东京讨论发难地点的大会上，湖北人杨时杰“力持非武汉不可，力举优点以证。”同年秋，杨时杰在和另一位湖北革命党人杨玉如的谈话中，再次透露“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杨玉如则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革命是件危险的事，还是要从危险处去干。我们湖北据长江形胜，有枪炮厂，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知识又高，易受运动。”（参见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1911年5月，孙武在共进会会议上也提出：“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焦达峰则激愤地表示：“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吗？假如克强真死了，我们也不革命吗？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参见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孙中山的省界观念，对于最大限度地聚集南方各省（尤其是广东）的革命力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这一观念排斥了更广泛的革命力量，造成了革命阵营的众多纷争，从而导致了不该有的巨大革命牺牲，其消极作用亦很明显。

　    （苏全有，历史学者，河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