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1)
辛亥革命网 2013-08-1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严昌洪、马敏 查看：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政治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政治，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708页。）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吗？”（注：朱宗震：《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1 期。）
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则认为，当时摆在革命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斗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实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的斗争，也不是搞议会去为封建军阀装点门面，而是一心一意要运用议会民主和政党内阁来限制和取代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我们的想法，去指责前人。”（注：林增平：《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宋教仁纪念专辑》，140—141页。）有的还强调，宋氏的议会政治主张，是当时“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
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其研究的起点已经很高。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面临“终结”或已经“终结”，恰如这一领域中的不倦开拓者章开沅先生所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越来越可以冷静下来，以平实的心态和理性的睿智来客观地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蒙在其上的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去，若干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和事实将逐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穷尽一样，史家对历史的阐释也永远不可能终结，任何合理的阐释都只可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许多方面来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还方兴未艾，前途尚未可限量。
问题是，在现有的高起点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究竟应如何深入？其未来的取径到底何在？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结过去，从过去20年来的大发展中，清理出未来发展的线索，用以指导下一世纪的研究。回顾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新材料的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新的观点可以层出不穷，但若没有坚强的史料作为支撑，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不正是得益于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的发现，或注意到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但确于研究有补的“旧”材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