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的满汉关系

　　本文摘自：《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常书红

　　辛亥革命毕竟是一次以“革命排满”口号动员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在民军攻城拔寨，特别是攻占满城过程中，满汉冲突在所难免。于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危言耸听，炮制了很多夸大其词的宣传，如称某些地方满族已经被整城杀尽，“无一逃生”，甚至大量“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等等。加之在战争恐怖中谣言盛行，各地纷纷传说民军只是通过简单的辨别，如让旗城中的人们说“999”、“666”，数数字一至六等（据说旗人往往将“九”读作“钩”，而将“六”读作“拗”或上声），或摸摸他们的后脑勺是否扁平（旗人小时候睡摇车，将后脑勺压得很平），只要其露出马脚，便格杀勿论，从而给人造成满汉相仇的印象。而实际上，所谓“屠城”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民军只凭一个数字或后脑勺之类草菅旗人性命的传言也同属无稽之谈。综观辛亥革命各地独立的过程，在倾向和平解决之各种因素和各支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部分旗营并未经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死伤的满族人数也远远低于某些传闻透露的数字。而且，在革命军控制后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及时采取了一些安抚旗人的措施。另一方面，虽然在某些满城一度出现“排汉”的言论和举动，但相当一部分满人还是采取了与民军合作的态度。

　　各地独立过程中，在绝大部分满城确曾出现满城官兵、居民与民军对峙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各地驻防是作为清廷国家机器而存在的，当革命到来之际，八旗官兵尤其是都统、将军等高级官员出于本能，一般都会试图抵抗。加上传闻的渲染，很多满人认为民军仇杀一切满人，从而产生疑惧心理和“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无宁抵抗而死”，“不战亦死，战或得生”之类的想法。另外，起义初期革命党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就“排满”进行的一些不恰当的宣传，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西安，革命党人曾“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并声明：“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徵天意，下见人心。……汉回人等，一视同仁”。这类宣传尽管对安定当地汉、回等各族人民的不安情绪不无裨益，但同时也容易引起一般满族士兵和老百姓的误解。以致有人提出疑问：“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刚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同时也不应否认，民军，特别是参与革命的一些会党力量在个别情况下，也确实出现过一些滥杀满人的行为。上述种种因素攙杂在一起，不仅导致各满城出现不同程度的战斗伤亡（除前面谈到的福州、西安、荆州等地外，太原也是满人伤亡惨重的城市之一，据称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虽有夸张之处，但满人伤亡严重应该是事实。）而且促使大量满人在城破之际选择自杀。如在福州，“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在西安，“妇孺投井自尽者甚众”；在江宁，据《辛亥殉难记》登载，旗营死亡官佐计38人，其中被杀10人，阵亡4人，不名死因6人，而自杀者则达到18人，在各类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最高。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和平解决最终成为主流。其中成都、广州几乎没经历什么战事，荆州、杭州等地则在各方的努力下（如在荆州，主将恒龄虽然执意顽抗到底，但由于旗兵伤亡惨重，家属群起抗议，恒龄自知无法控制局面，自杀身亡，为旗营归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在杭州，由于民军、汉族士绅以及旗营开明人士贵林等三方的共同努力，促成旗营较快走向和平等），经过短暂战事后，走向和平解决。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一致向往，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清代满汉人民之间经过长期交往，彼此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互相认同的基础。在很多地方，甚至是西安这样两军严重对峙的城市，都出现了不少满汉人民互相帮助的感人事迹。据60年代初对西安市三个区满族人民的调查，辛亥革命发生时，他们几乎都是被当时汉族人民所搭救的。

　　有必要予以关注的另外一点，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清政府始终在努力制止旗人“排汉”，消除满汉之间的敌视情绪。1911年10月31日，内阁、军谘府、陆军部致电各省督抚及将军都统，称“现外间纷传荆州驻防有排汉之举，虽属毫无影响，然此事颇与大局有关，诚恐各省以讹传讹，多滋误会。应即责成各该督抚、将军、都统严查所属驻防旗营，不得误信谣传，妄思暴动。如有不服缔禁，即以军法从事，以此观之，政府绝无听凭满人排汉之意”。不久，又谕令禁军：“朝廷对于此次乱事，绝无种族观念，无论满汉，一体同视。尔军士人等务宜仰体朝廷意旨，毋得激生事端，以致大局决裂，招外人干涉之祸，倘有诬造谣诼，是即违背朝廷，即按军法严惩”。此外，清廷还多次在京城辟旗人将大杀汉人的谣言，将有“排汉”之举的桂春革职，并督促诸王大臣抓紧讨论化除满汉畛域办法，颁旨“实行酌裁将军都统各缺，停减旗丁口粮，其一切婚丧礼节习俗名称，凡满汉不同之点，一律妥为议改，统归划一”，且视之为“弭乱之急务”。这些举措尽管是从清廷垂死挣扎的“大局”出发，但客观上无疑为减轻辛亥革命期间双方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清室逊位前后政权的平稳过渡和民初民族关系尤其是满汉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