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从此宣告结束。而就在这份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这也被认为是[1]五族共和说正式提出的最早时间，而五族共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孙中山以及辛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宪政制度架构。
 
　　但实际上，五族共和说的提出，与其说是孙中山个人民族观与宪政观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更不如说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在如何思考乱世危局中的国家宪政制度建构与民族治理转型这一问题上进行的思想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结果；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可谓非常短暂，另外由于受制于财力、内部组织架构等原因政令不畅、举步维艰，所以其所主张的五族共和更多的是一种政纲宣示的作用。因此，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例如，早在1907年，在革命派的论战对手杨度的大作《金铁主义》中，“五族合一”、“五族一家”等字眼即已频频出现，革命派包括孙中山本人则在早期由于排满的政治宣传而鼓吹汉族单一建国论，但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化，革命者们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状况也随之深化，原来论争对手所主张的多族建国论转而被其吸收，五族共和论由此正式诞生。
 
　　清末民族观论争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观变迁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民族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重点，相关的理论成果也颇为丰硕，如对论争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民族观的个案分析，对清末排满思潮的理论渊源、具体论争、政治实践的系统梳理，包括一些民族关系史方面的通史著作，也对清末沸沸扬扬的民族观论争不惜笔墨。[1]这些研究对清末民族观论争渊源流变作了极为详尽的梳理，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但清末民族观论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或者民族学的话题，同时也应是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史尤其是清末宪政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清末民族观论争的焦点，即到底是单一汉族建国还是五族建国为例，建国一词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宪政意蕴。而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同样关涉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构成问题。单一建国论者主张排满，其理由是满清统治者是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革命；五族建国者则认为当时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少数民族地区又都不了解共和制度，所以即使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也应当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也即是说，即使是清末宪政思潮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君宪共和之争，其背后也涉及民族观的问题。
 
　　因此，在这里，宪政、建国与民族，实际上是彼此交错、相互勾连的，首先，在特定的宪法政治时代，宪政，已经不仅仅是对既有宪法文本的一种解释和奉行，而是对国家基本政治框架的一种整体性重塑，而在清末，则是完成从古典王朝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虽虽然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当时均不具有统治权进而在清末立宪中也不具备领导或者参与作用，但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进行持续不懈的求索和努力，而且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自觉”[2]，在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同样也有着自己清晰的政治蓝图和现实的宪政努力，即到底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是立宪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家还是革命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诉求，都不吝为对既有政治制度的一种根本性变革。
 
　　当时西方“每个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建国思潮的传入，使得孙中山等革命者相信，只有以汉族为民族单位的民族国家构造，才能完成国家稳固、强盛的目标；再加上满清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之别观得以重新强化，排满和建立汉族国家，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最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则认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边疆危机之下，只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合四万万人之力，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狭隘的种族革命只会自伤元气。[3]所以，当时的民族观论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争，或是承平年代的一般民族治理争议，而是关涉到整个宪政领域中最严肃的主题——建国。
 
　　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式政治策略，到“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之五族共和说的正式提出，革命党人这种民族观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五族共和这一民国时期重要思潮的思想渊源，正是清末民族观论争等宪政论战交锋的结果。清末的民族观论争，涵盖了宪政、建国、民族观等多种元素，具有显明的宪政思想史意蕴；再加上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说在宪政领域的相关具体实践，五族共和也因此被认为“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4]
 
　　一、救亡图存与民族建国主义
 
　　近代中国，用李鸿章的说法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使得一向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中国陷入了制度、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意识，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的驻日公使郑孝胥，在两年前还嘲笑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但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就在日记中写下了“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5]举国上下陷入一种天崩地陷、忧郁激愤的氛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