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幻灭：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夭折与反思

　　南京临时政府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范式下，对新生政权之政体作出了精细化的设计，建立了现代议会制政体的制度基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国家法理层面的试水，资产阶级政治法权业已建立。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仅三月有余，属过渡性政治实体，由于存在时间过短且工作重心在建章立制方面，故政党政治还未及运作。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西方议政的政党政治得以肇始，一个新兴的现代议会制政体平台正式运转，政党政治最终新鲜出笼。
 
　　一、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试水
 
　　1.清末政党政治的萌发。政党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阶级、阶层中的部分成员构成的以谋取和运用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可见，谋取政权是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区别于一般政治社团组织的主要特征。政党政治是近现代社会常态化的政治参与方式与运作模式，是指一国之内各阶级阶层运用政党作为参政工具的政治形态。在中国在漫长的君主专制时代里，国家的一切政治事务由皇帝最后决定，甚至不允许他人妄加评说，偶有对朝政不满的士人官僚，至多结成“朋党”，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但“朋党”仅是官僚集团内部的一些小派别，并没有形成政纲和组织，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相去甚远。延及清代，朝廷更是“严禁结社”，“疾党如仇，视会为贼”，人们慑于牢狱之祸，不敢轻掉笔墨以讥时政，更谈不上成立政党。然而，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政治制度渐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所认知，政党和政党制度为先进的士人所推崇，在争取政治体制民主化的不屈历程中，政党组织开始出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895年1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以其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区别于旧式会党。1905年，兴中会与光复会、华兴会等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为组织建全、政纲详备、目标明确的“革命党”。在资产阶级温和派即立宪派方面，为争取合法斗争、促成“立宪”，在资政院和谘议局中成立“宪友会”、“宪政实进会”、“预备立宪会”等带有现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公开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初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初步发展，标志着政治主体的近代化、政党化，政治形态由皇权政治转向政党政治，揭开中国政党史的序幕。
 
　　2.民初政党政治的肇兴。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民国肇始，民主政体的创制尝试正式开场登台，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唤起人们极大的政治热情，也促使各种政治势力分化组合，借以表示、维护本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党因而大量涌现。在武昌起义以后一年多时间里，随着临时参议院的召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之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进行，中国出现了一个组党建党的热潮。一时间林林总总的党派团体、政纲宣言让人眼花缭乱，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面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之后，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纷纷迁入京城，竞至“党会既多，人人无从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政党成为当时风尚，这与经济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社会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但从根本上讲，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政治新气象，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潮流不断发展的象征。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新兴阶级阶层的力量还很软弱，政党观念的传播还很不充分，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还无法消除，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使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很难维持，很多政党的基础很不巩固，分分合合，旋生旋灭，政党及其活动纷乱、庞杂，跨党严重，党纲内容空洞、含义模糊、彼此雷同。而且，民初政党还存在着组织涣散、脱离民众、党纪松弛等特点。当时各政党都不注重组织纪律建设，严重脱离民众，甚至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多数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很少与下层民众发生联系。即使是几个大党，其活动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集中于达官贵人，名流政客，忙于国会中的联合争斗。从一定程度上讲，民初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就是少数党魁的活动。在民初政坛中，十几年来前仆后继为建立共和政体而斗争、长期居于非法地位的同盟会随着民国的成立，成为公开的政党，并居于民国政治权力中心地位。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同盟会居于执政党的地位，参议院议员的多数及临时大总统，皆为同盟会员。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君主立宪派的部分人士联合，改组成立“统一党”；原资政院的宪友会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武昌首义的部分人士、立宪派人上等则组成“民社”。这些党派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相当活跃，它们或在中央政府各部，或在参议院，或在地方民意机构和政府多少占有一定席位，不过从大体上看，主要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与立宪派两大政治势力的竞争。
 
　　3.民初政党三大主要派别的竞合。民初各政党虽然林林总总、分分合合，让人眼花缭乱，但基本可分为三大派别。一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激进派政党，代表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其成员大多是清末的革命派，也有少数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等。他们积极推行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公开标榜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成为当时中国促进民主政治最进步的势力。上述力量为了共和，虽然让权于袁世凯，但仍希望凭借已经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度，重新掌控国家政权。另一派是以梁启超、汤化龙、黎元洪、孙武为首的进步党系统的保守派政党，代表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以原立宪派为主，其成员包括部分旧官僚、地主士绅及少数革命党在内，他们拥有经济实力，拥护民主共和制度，强调国权，力主稳健主义，虽与革命派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他们与旧官僚关系较深，常持拥护或依附政府的态度。在民初政坛上还有一派政治势力，那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官僚派。这一派政治势力拥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妄图建立专制独裁统治，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共和制度和政党政治，是民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根本利益上来看，激进派和保守派政党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应为同一战线里的盟友。从长远政治目标来看，二者具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都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建设一个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在民初政治斗争中，保守派政党大多与激进派政党对立，而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派靠得很近。他们采取拥袁联袁的政策，打击激进派政党，以维护自身利益。因而就政治倾向而言，这三大派系政党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同盟会派和非同盟会派或反袁派和拥袁派，或暴烈派和稳健派，或民党或政府党，或民权派和国权派。因此，民初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三大派别的分化组合，并由此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即反袁派与袁派和拥袁派的对立与斗争。“革命派的行动常是激进、主动的，不计当前利害的；军阀官僚派的行动常是固守、被动的，对于当前利害计较最切的；至于立宪派，其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派略同，但不如他们的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候处于被动，也有时候参加主动。”[2]以上现象与三大政治派别在根本精神和活动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