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的以法建政和依法行政(3)
辛亥革命网 2012-05-2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袁刚 查看：
蒋维乔草拟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即作为教育部的第一个文件颁发，通令前各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禁用清朝教科书，编写新教材等。教育部人员虽少却工作效率极高，《临时政府公报》未见公布教育部官职令，但教育部的通令文告却不少。蔡元培对全国教育有总体规划，2月12日《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上，刊布了《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准备召集高等教育会议。2月初教育部还发布征集国歌的通告，后在所征作品中选取了沈恩孚的《国歌拟稿》，刊布在《临时政府公报》第22号，其词曰：“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3月6日《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上，刊载了《教育部收买古籍广告》，拟筹设中央图书馆，凡愿出售古籍者者，可持样本至南京碑亭巷教育部。又发布《教育部发行文教简章及体例》10条，准备编辑出版《文教》杂志，以崇弘学术，周洽文化。3月8日《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刊《教育部通告各省速令高等专门学校开学电文》，19日第42号刊《大总统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己设之优秀初级师范一并开学文》，对举义以来各地“黉舍变为兵营，学子编入卒伍”，造成青少年失学的状况采取补救措施，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小学一律不得停闭，“速筹开办，是为至要”。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以其少得不能再少的人手，在3间极简陋的办公室中制订了很多教育新法规和通告，刊载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意在革新教育，督导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工作效率惊人。由于部务繁巨且专业性强，3月份蔡元培邀请到在家乡绍兴从教多年的鲁迅先生，出任教育部部员。此时南北和议已成，临时政府4月份由南京迁到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部总长，鲁迅随蔡元培到北京后，则在教育部一干就是12年。1912年8月21日，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签发了任命周树人（鲁迅）等为教育部佥事的文书，22日教育部就签发了任命文件，说明那时机关的办公效率仍很高。没过几天，鲁迅又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四、废弃法治造成政府腐败政治动乱
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北京是一个重大事变，临时大总统也由孙中山换成了袁世凯，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法治精神就马上中断。孙在下台前于3月8日颁布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要求新任总统宣誓遵守，而袁也同意了，后袁世凯口口声声称“办事以临时约法为根据”，民国法制建设民主建政在1912至1913年短暂时期尚有持续发展。
随政府北迁的鲁迅是幸运的，因革命而由偏僻小城入京成为政府高级公务员。而有相当多求职求官者却没有那么幸运，据当时的北洋大员颜惠庆述说，当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北京之初，“所有的部门都重新命名、改组并使其现代化。一大批（清朝）原来的官员被留用，特别是在外交部。因为这些被留用的外交人员，不仅谙熟自己的职责、业务，而且深悉中国与列强间很多悬而未决的外交问题的来龙去脉”。“几乎所有的新任次长都比较年轻，而且大都曾留学欧美”。这些举措应该说还是合理且很得力的。政府改组迅速完成，“当南京政府的人员抵京后，留给他们的位置已经不多了，这自然使他们很不满意”。《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说：“民国成立，凡挂名革籍或稍有关系者，无不徼天功而获厚报”。而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面允安置的也很多，然待北返后，筵席已满，于是不敢见南来客，闭门谢客，自己也成风前烛瓦上霜。
中国腐朽的“官本位”人治传统虽经辛亥革命一阵扫荡，民主选举依法行政清风刮过一阵，却远没有斩除其病毒根瘤。革命后人们仍把混迹官场当作人生最优职业，把当官看作发财第一门径。1913年初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到北京官场：“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7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辛亥革命时成立的南京政府的编制立法，阻断了很多人的当官之梦，但迁到北京后，能否坚持依法行政，就成了对新生共和政权的严峻考验。
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短短两三个月中议订了29件法规，其中政府官制行政法规就有19件，这集中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但由于时间仓促，所议法规尚不完善。3月底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按《临时约法》组织新政府，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唐绍仪内阁各部总长人选，而新政府组建亟待法规有所遵循，临时参议院加紧了各部官制法规的审议，在迁北京前的4月6日还审议通过了《海军部官制》24条，4月10日颁布《参议院法》。迁到北京后对各种法案继续加以修订完善，并进一步议定了许多新的法规，对政府各部人员编制虽有增加，但仍卡得很死，行政法规仍然在政府公报上公开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