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3)
辛亥革命网 2017-04-07 13:46 来源：《长白学刊》1993年第3期 作者：李书源 查看：
第三，改组后的国民党仍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坚持了反袁的斗争方向。国民党强调民权与平民政治，维护共和制度。它公开宣称，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共和立宪国之中心势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取得议会多数，组成政党内阁，以使民国名实相符。因此，说它是以争取议会多数为职志的政党尚可，进而推论为无原则的政党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国民党没有改变同盟会的反袁斗争方向，它所坚持的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又是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宋教仁多次指出，政党内阁就是要使总统“无责任”。国民党的建立，也正是由于反袁斗争的需要。在袁世凯利用共和党、统一党等党派为工具，逐步推行独裁政策的情况下，“进步派人士苟不相互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国民党在成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入京与袁世凯会谈的影响，曾一度与袁世凯“提携”，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钳制袁世凯、对于普及民主思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惧。
第四，国民党并非放弃了同盟会的斗争精神和纲领。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指出：“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宋教仁集》第456、486—487页。)在国民党的政纲中，“民生政策”虽比同盟会的民生主义语意略有模糊，但从其解释及宋教仁等人后来的阐述看，二者并没有重大不同，“即国家社会的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集》第456页。)对取消“男女平权”一点，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解释说，这“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因此，暂时“置为缓图。”(《中报》1912年8月31日。)国民党并不是可以施行政纲的执政党，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看，维护共和，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显然是最急迫的任务，因改组中，宋教仁按斗争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处理政纲问题，突出民权主义，对民生主义加以变通，对男女平权采取暂缓的方法，以争取反袁力量的一致，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上述表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不是无原则的倒退，也不是向立宪派政治立场靠拢，而是继续坚持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坚持与袁世凯斗争。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仍是革命民主势力的中心和旗帜。
当然，组建后的国民党也有明显的弱点。国民党成立后，政治上趋于“稳健”，内部意见分歧、组织基础并不稳固。国民党议员之间、议员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各执己见，步调不一，地域与小团体的色彩随处可见。国民党自诩“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宋教仁集》第456页。)然而在实际活动中，国民党却日益疏远群众。更为主要的是，国民党全力注重于议会斗争，却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议会斗争要有武装斗争作后盾。作为改组的主持者和设计者，宋教仁与国民党的这些弱点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这又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水平或者说局限性所致。例如在武装斗争一点上，几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不屑为之，“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是所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共识，政党只能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合法的竞争。如孙中山1912年4月在广东的一次演说中就反对有人“妄借扶正同盟会之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他说：“试更以革命二字论，具有真理，何等神圣。共和之国，只有改良政治之事，更无二次革命之可言。”(《孙中山全集》第2卷，351—352页。)只是在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宋教仁血洒上海车站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才醒悟到这一点。所以，在论及国民党的种种弱点时，不必过多地胶着于宋教仁的个人责任。
综上所述，宋教仁在民国初年从实现政党政治、坚持反袁民主革命的动机出发，积极组建国民党，以取代处于瓦解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团结反袁民主势力，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进行斗争，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共和宪政思想的传播，是功不是过，应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