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蒙古民主运动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进入高潮。它对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革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山西革命党人来内蒙古西部从事革命活动，除吸引汉族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同盟会外，还吸收了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同盟会。1905年底，同盟会山西主盟负责人谷思慎从日本回省，以武宁中学作为革命策源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山西大学中斋留学日本的学生刘懋赏、徐子澄、孟元文等也回到太原，带来《民报》、《猛回头》、《革命军》和《大义录》等进步书刊，在各地秘密传播。而首先来到内蒙古西部进行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有同盟会员王建屏（伪装算卦先生），来土默特一带进行地下工作，发展会员。最先有蒙古族青年云亨（字嘉惠，土默特旗水涧沟门世北小沙尔沁村人，1884年生，少年家贫，在村塾读书，后在包头读书8年；1902年入归绥中学堂学习，1905年毕业后，在包头与巴文峒交往密切，专览革命书报；1910年9月考入北京殖民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参加了起义）加入了同盟会。"他的会员证是用白市布裱糊的，封面印有三十四号字样"(经革陈《我所了解的云亨先生辛亥革命事略》，《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7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不久，经过云亨的介绍，经权（蒙古族，字子衡，土默特美岱召村人，幼读汉书多，汉文根基深，当过塾师；曾任萨拉齐厅咨议员）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他们就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们最初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同盟会发下来的《十二糊涂歌》，反对缠足，反对留辫子等。"期间，还有蒙古族知识青年安祥、巴文峒等也加入了同盟会。其中，蒙古族同盟会会员巴文峒(巴文峒，字焕章，土默特旗人，后迁包头居住，1905年仲考附生，曾任包头第一届咨议局议员。家里好藏书，经常把当时流传的"康有为、梁启超著作及同盟会印行的秘密刊物"介绍给云亨、经权等人习读。由此使这些蒙古族知识青年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无能，树立起倾覆清朝统治者的抱负和理想。

    　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大城市和留学东洋日本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下，也逐渐倾向革命，走上民族觉醒的道路。

    　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实施新政期间，首先在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先后创立崇正、守正、毓正学堂。由于该旗"逼近热河文化较优"之地，还有很多蒙古族学生考入承德府之"蒙汉文师范学堂"。1902年，热河、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会商奏请设立"蒙汉文师范学堂"于承德府，考选诸蒙旗共200人，学习速成二年毕业后，分配内蒙五十一旗任教，每旗可得4人，俟后"按年续招，以为推广"。因此，在喀喇沁右旗人才辈出，不仅为东部各旗培养了教育师资，而且也为本旗后来遴派留学日本和到北京、天津、保定、上海等地上学创造了有利条件。至辛亥革命前夕，"今蒙旗延聘塾师多喀喇沁旗人"（《科尔沁调查意见书》第9页）。喀喇沁右旗是内蒙古蒙旗兴办西校较早的地区之一。后来，"喀喇沁中左两旗，土默特左右两旗和宾图等旗，绥远土默特旗，都打破了不准读汉文的禁令，在私塾中读书的蒙古子弟也产生了不少的革命志士"（吴恩和《辛亥革命时期回忆录》，《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

    　20世纪初，蒙古族青年开始正式接触西方文化。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喀喇沁右旗亲王贡桑诺尔布选送本旗蒙古青年德克精额、恩和布林、特睦格图诺仍丕勒等4人，入北京"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文俄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冬，先后有两批8名蒙古族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其中有3名女学生，分别入振武学堂、实践女学堂，学习军事、语言、历史、医学等科。他们在日本留学6年后回国，成为中国近代蒙古族第一批留日学生。同时，蒙古族青年还到北京、天津、沈阳、保定、上海等地游学。至1909年(宣统元年)，仅在沈阳蒙文学堂里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就有120余名（《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0页）。是年，当全国学生请愿召开"国会运动"之际，沈阳蒙文学堂的蒙古族青年学生博彦满都、萨音巴雅尔被选为代表，积极参加了奉天省学生代表大会。听取了革命党人关于《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两个宣言，接受了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此时，这两位蒙古族青年学生“把头上的辫子剪掉，利用寒暑假机会到各校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喀喇沁右旗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1页）。与此同时，在北京“豫章中学”、“贵胄陆军学堂”和“殖边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学生王宗洛、云亨等人，不仅同情革命，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参加了“蒙古队”的宣传活动。其中，“王宗洛利用星期日的空隙，借雍和宫暗中聚会蒙古队里的同学，宣传蒙古民族独立的思想”(王宗洛《辛亥革命的点滴闻见和对我的影响》，见《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3页)。

    　从此，蒙古族青年学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地涌入革命运动的行列。"哲里木盟宾图等旗，也派遣学生到奉天等大都市留学，培养了不少蒙古民族革命战士"(《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后来，他们"以个人方式，或以部分集体活动，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革命时期，一些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行的广泛宣传分不开的。《民报》从1905年11月创刊后，为了“排满革命”曾发表了不少有关民族主义思想方面的文章，进而揭露汉族统治者和清王朝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当时，汪精卫提出“反满革命”说：“汉族人之所以排满者，以其伏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汪精卫《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见《民报》第13号，第33页）。他通过揭露清朝的一族居主人的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借此号召他族起来，达到反清之目的。诚然，他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观念为号召，即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号召和团结国内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作用。

    　“排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当时，除了汪精卫最热衷宣传“排满革命”之外，还有其他革命者在反满宣传中，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指出清王朝的统治是造成各民族一切罪恶的渊薮。1908年《民报》发表的《辽东义军檄文》，文中提出联合汉、满、蒙军民，共同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口号。并且还指出“瓦尔喀人、鄂伦春人、马涅克尔人、达湖尔人、索伦人、毕拉尔人，分族虽异，受治则同。若能开展诱导，使进文明。”号召北方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平等、联合建立民主政治而奋斗。同年，《民报》还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文中以“悲愤之情”揭露了满族统治者压迫蒙古民族的罪恶。深刻指出满族统治者，“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汉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其间历史事实极长，非数万言不能罄“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蒙裔多分子《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见《民报》第20号《来稿》，第113页）。

    　这篇文章还提出，蒙古民族要想摆脱压迫，必与汉族人民联合的政治主张。作者强调指出，”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同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同上，第118页)。作者还大声疾呼：”自今以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也愿与汉族同死。吾蒙古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则满廷倾伏，共和政府成立之日，即吾两族志愿已达之日。"诚然，这篇出于蒙古族所撰之文稿，虽然带有单纯“排满主义”的民族主义之情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敢以一言誓与汉族”、“和衷共事”、“共抱驱满主义”(《附录来函》，见《民报》第20号，第119页)，欲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来函投稿，发表“蒙族之意见”，却也难能可贵。当时《民报》记者对这篇来稿特地加以编者按语说：“蒙古满洲，积怨已久，蒙汉二族，实有同情；"则蒙古者，真汉族之北方良友也。回部、西藏，当准此观之”(《民报》记者对蒙裔多分子来函所加编者《按语》，见《民报》第20号，第119页)。

   　 当1911年（即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当时留学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蒙、汉数十名留学生，“大家组织救护队，要往武汉前线服务，参加救护病、伤战士的工作。”(《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第80～81页)。此外，还有蒙古族留学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学生吴恩和，他以“蒙古民族独立活动为念”，亲自到东京，“找上在东京农科大学留学的本旗(指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学生伊德钦和金永昌，一同回到上海，与南洋公学的学生杨时秀、汪长春、于启明和务本女学的女学生吴秀贞、叶婉贞等联系，约定他们五人前后陆续回旗，共同进行独立运动。"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及同盟会所宣传的”排满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唤起蒙古族的觉醒和走向民族解放道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