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训政设想

　　关于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提出背景、内容、特点、评介，与训政约法体制关系，以及孙中山训政与胡汉民、蒋介石训政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已有相当成果问世 ，本文拟集中对孙中山训政设想之双重使命、缺陷、困境再作一探讨，以祈教于学界同仁。　 

　　双重使命：孙中山提出训政设想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如何演进问题，他曾多次发表演说及撰文探讨，认为在中国由专制而入共和，建立民主体制前，须有一个准备与过渡阶段，训练人民的素质，即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 以行此直接民权也”。

　　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革命程序论”，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 “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此三阶段乃为递进之过程。辛亥革命后，其更加强调“革命程序论”。1914年，其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将“革命程序”重新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此期候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可见“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  此为涤荡旧污，促其新治所必要之历程，不容一缺者也”。而后，孙中山以英美为参照物，移植西方制度，在其《建国方略》中进一步完善了此设想。

　　完善后的“革命程序论”，其中三个阶段中之“训政时期”，孙中山尤为强调。孙中山说“这个训政时期，是革命时期中必不可省略的过程，革命成否，全于此时期卜之”，“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六年训政须完成如下任务：第一、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先从地方移官民治，打破专制旧习，从而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实现民主政治；第二、给予人民以政治的训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第三、扫除官僚、武人、政客等旧势力，为建设民主扫清障碍；第四，进行一系列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为实现民主创造条件。可见按孙中山的设计，“训政”应包括涤荡旧污、思想训导、颁行约法、节制军权、地方政制建设、地方自治的经济建设、地方自治的文化建设等整套措施并为实施宪政作全方位准备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实践这些工程，孙中山明确强调在宪政实行前应有一个为实行宪政之过渡时期，原因是“须知现在人民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有涤荡，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也。”因此，孙中山提出训政设想是想留有时间改良，养成民治宪政的国民素养。其希望通过训政时期达到涤荡专制旧污之要义非常明显，但不可忽略其也希望通过训政时期达到防范民粹主义泛滥的顾虑 。保罗·塔格特说民粹主义“往往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从本质上看，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落后的象征，它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所以孙中山认为缺乏理性的极端的民主主义即民粹主义，其实是对民主体制的危害，极有远见。

　　史学界相关作者在扫描孙中山训政设想、总结其特点时，都关照到了如体现时代特色及融合中西之特点，但还是有明显失之偏颇之处。其实，就孙中山训政设想本身而言，还有涤荡专制旧污与防止蜕变民粹主义之双重特点，尤为值得注意。

　　即便如此，孙中山的训政设想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其间还存在着双重缺陷与矛盾。

　　内在两难：“党治”与“训政”之艰难联姻

　　谢晓鹏在总结孙中山训政设想特点时，认为其训政设想多吸收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制思想及弥尔顿、李尔本、卢梭等人的“主权在民”核心原则，是“因袭”、“规抚”、“创获”之结果，因此孙中山训政设想是以近代西方为榜样的，此点无须怀疑，那么孙中山又怎样具体设计规训本国国民之原则呢？

　　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必须以“以党训政”原则为前提，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样。我这个‘训’字，就是从‘伊训’上‘训’字用得来的。”他又说“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 的意思”。而这种“以党训政”之局面形成也是其革命理想受挫之后反思效法苏俄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