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孙中山的文化观——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郭齐勇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上发表的《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以下简称郭文)一文认为：孙中山“早年的‘西化’趋向较为突出，对中土文明颇有离异的决心”;“至1911年，孙先生已确立了以欧美为范型，并取数千年固有文明而加以融贯的文化立场”;“民元以后，孙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同步增长”;“孙先生晚年的文化复归倾向更加明显”。郭文的这些观点，令人难以苟同。

　　一、孙中山早年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并不是“‘西化’趋向较为突出”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大革命家。根据他所在的时间、空间，他的理论、思想、学说、行为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出评价和选择。

　　孙中山早年上过私塾，在香港学习期间读过史书和英文的“四书”、“五经”。他在《复翟理斯函》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思想变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业英文。三年后，再人美人所设之书院(Oahu College，Honolulu)肄业，此为岛中最高之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人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

　　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抵家后，亲亦元所督责，随其所慕。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先入拔粹书室(Diucison[Diocesan]Home，Hongkong)。数月之后，转入香港书院(Queen’s conege H.K.)。又数月，因家事离院，再往夏岛(H.I.)。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先入广东省城美教士所设之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肄业。次年，转入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Co1lege of Medidne for Chinese,Hongkong)。五年满业，考拔前茅，时二十六岁矣。此从师游学之大略也。”[1](P47-48)

　　早年的孙中山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并不是“‘西化’趋向较为突出”，而是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1897年初，他在与俄国人谈话时就说过：“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 [1](P86)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ll月)，他在欧洲演说时再次申明：“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语言仍用官话，此乃统一中国之精神，无庸稍变。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 [1](P560)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而它正是孙中山既学习西方文化精华，又借鉴中国文化精华的结晶。民权主义是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民权理论为蓝本的。但孙中山也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从而创立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孙中山公开提出“五权分立”思想是在1906年。这年ll月，他在《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1](P319)他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 [1](P320)他还分析、批判了“三权分立”理论在欧美实行中的流弊：“如今天的一般共和民主国家，却将国务当作政党所一手包办的事业，每当更迭国务长官，甚且下至勤杂敲钟之类的小吏也随着全部更换，这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有很大的流弊。再者，单凭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 [1](P319-320)

　　孙中山有选择、有批判、有创造地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倡建五权之原则”，却引起了一些留学生的非议、惊骇。他们说：“吾人从未闻各大学教授有此讲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倡自法儒孟德斯鸠，君主民主立宪国奉为金科玉律，任何人不敢持异议。今先生欲变世界共尊之宪法，增而为五，未免矜奇立异，为世界学者所不许。” [1](P444)孙中山批评了这种洋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西方必须“适于民情国史”。他指出：“欧美、日本留学生如此，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 [1](P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