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造国民性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影响

　　“当勉为爱国之国民”

　　1903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仑知理之学说》文中谈到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时说到：“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但当其未联合以并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1]梁任公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民族与国家不同，民族只说明一个人的属性，但它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国籍。更不能说明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应具有的人格、国格、责任和要求，即国民应具有的国民性。孙中山晚年在做三民主义演讲，讲到民族主义时指出：“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民族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所以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由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组成，它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中国，所以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对自己的国家也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中国国民是由中华民族各族的成员构成，而这种成员必然具有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来源于各族人民的共同生活，来源于它们的创业精神，也即是来源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专从人类历史文化进展以及人类社会之日常人生与大群共业为出发，而依然即此为归宿的。”[2][i]各民族应是平等的，但民族又是分等级的，所以民族内的成员不可能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但成员之间应该是互助的，要“济弱扶倾”，要共同进步。作为一国之民当然从事的职业和贡献大小有不同，但作为国民应具有一国之民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所镕铸的人格、国格。所以，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的共性，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特性。1908年《东方杂志》第5卷第6期发表《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提出国民性就是“各国国民所独具之性质”，“无论何国，其国民之性质，亦必被其国之位置及境遇浸染而成色。”所谓“独具性”是就世界范围而言，而就一国的国民性而言，它是一国国民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有特性。鲁迅在杂文中则经常把国民性与民族性概念等同使用，如果将中国的国民性视为中华民族的特性而言也可作如是说，但具体到中国的国民性，即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特点”、革命党人所说的“中国魂”，均属于中国国民性的内涵，指的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性。

　　“中华民族”的称谓始见于20世纪初，“最初用来指汉族，辛亥革命以后，即已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3]它的含义是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总称。中国的国民性就是指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经过长期融合、陶冶、凝聚起来的中华各民族的个性而形成的带有普遍性(或称共性)、代表性的特征。孙中山说：“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4][ii]国家靠国民来维护，国民素质差，国家就贫穷，所以要救贫，首先要救民，只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去救民才能救贫，才能拯救国家。想改良国家，提高国民的素质，关键在于教育发达，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于树立人的道德观，造就高尚的人格。“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5][iii]“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即所谓“人为万物之灵”。[6][iv]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之上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则人不能利已，要重于利人。孙中山指出：“人人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人力愈大者，当尽其才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7][v]人只有树立利人、利国的思想，立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乐于奉献，才能达到现代国家对国民的基本要求。然而，孙中山看到“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有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8][vi]宗族意识是封建时代的落后意识，这种意识教人为小家去大家，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不愿去为国家牺牲。这种意识与近代民族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中国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任何人都感到无奈。孙中山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做了研究，并向国人指出：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宗族观念，而无国家思想?他说，那是因为“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9][vii]无国民资格便很难建立民国，所以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树立国民的意识和爱国的思想，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孙中山便反复强调：欲图根本救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10]“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11]“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12]“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处此竞争剧烈之时，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13]也即是说，中国由国民所造成，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国，所以只要“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14]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体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的程度，没有高素质的国民，不可能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因此孙中山便形成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成就什么样的国家的观念，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全赖国民的参与，以及国民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因此在全中华民族各民族中树立国民意识便成为孙中山一项重要的议题。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规定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5]所谓三民主义就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谓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16]“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所谓的“大中华民族”，就是包含全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所谓“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族的共和国家。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7]也即是中国的国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