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及其前后时期云南的特殊贡献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年。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的一次完全意义上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专制统治长期郁积愤怒的大爆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云南是西南边陲贫瘠的省份，云南人民却在这场经过长期酝酿而发生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中体现出世代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表现出一种勇抓机遇、顽强奋斗的果敢精神。因而，在辛亥革命风潮激荡的岁月，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巩固辛亥革命成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

　　云南地处边远，又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19世纪末，云南成为英、法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遭到殖民帝国的奴役，激起了云南人民的英勇抗击，各种反帝爱国斗争持续不断。如马嘉理事件，反法国修筑滇越铁路，反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片马、班洪抗英事件等等。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迫于形势实施“新政”，命各省设武备学堂，编练新军。新军士兵选拔有较严标准，各级军官规定以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云南1902年始派留日学生，1904年设立高等学堂，派出留学生100多人，其中留日学生占大多数，以学习陆军的为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播和影响，在留日学生中形成一批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各种小团体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这是首先觉悟的阶层。他们“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振臂而起者，皆新军也”。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云南留日学生在孙中山先生感召下，先后参加同盟会的有40多人，其中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为主，骨干同盟会员有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唐继尧、赵伸、赵复祥、张天放等，组成同盟会云南支部。1907年赵伸、李根源在东京创办《云南杂志》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活动，号召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这些杂志及时寄回云南，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争相阅读。这种革命舆论宣传起了巨大作用，为后来的重九起义、护国首义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08年，清政府在云南改编新军，成立陆军第十九镇。由于众多的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坚持做发动、组织工作。同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专门培训军官。各省督抚为树立自己的势力，争相延揽留日归国的军校毕业生。云南留日学生回国一些分配到37、38协担任下级军官，如罗佩金任标统，李鸿祥、唐继尧等任管带，一些分配到讲武堂任教官。如李根源任监督，顾品珍、李烈钧、方声涛、庾恩暘等任教官。后李根源升任讲武堂总办。蔡锷由广西调云南任陆军37协协统。这批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还秘密吸收学生加入同盟会。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革命据点，朱德、朱培德、金汉鼎就是那时在讲武堂加入同盟会。讲武堂100多毕业生分派到军队任下级军官，他们在士兵中宣传、串联、争取，为发动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云南的几次武装起义就是在同盟会员的秘密策划和群众斗争的汇集下，新军发挥主要战斗作用而进行的。

　　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境内先后发动了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孙中山曾在广东、广西发动多次起义，但都失败了。这次选择远离清统治中心，边防松弛的河口作为“举事之地”。孙中山派胡汉民到越南河内设总部机关部策划和指导云南起义。以河口为突破口，进军昆明，占领云南，影响全国。4月30日，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率革命军由越南老街进入河口，与清反正部队配合攻占督办公署。5月1日河口光复。黄明堂布告安民，严申军纪，征募义捐。经整编后的革命军骤增三千余人，声威浩大，兵分两路，直逼蒙自。河口起义使清廷举朝震惊，慌忙调各路清军向河口进剿。

　　河口起义激发了同盟会云南支部会员的斗志，杨振鸿等携带捐款从日本赶赴河口援助起义，准备投身战斗。黄兴亲自到河口与黄明堂商议，准备筹资金弹药。革命军奋力拼杀，最终因粮弹告罄，5月26日河口失守。河口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第八次、在云南境内第一次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却大大动摇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河口起义后半年，云南又爆发了由杨振鸿发动的永昌起义。孙中山对滇西起义给予指导，派胡汉民到缅甸仰光共同商议具体帮助。12月23日，杨振鸿发动了滇西起义，过怒江，经蒲缥，直达马岭寨，准备袭击永昌城。但清军此前获悉风声防备甚严，起义军进攻失败。杨振鸿愤恨不已，因病去世。起义队伍自行走散。

　　辛亥革命前夕，云南革命党人在士兵群众中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掌握军队，积蓄力量，蓄势待发。经历河口、永昌起义，促成民众的民族大义，对卖国腐朽的清廷统治深恶痛绝。革命，不是孙中山几个人的革命，已经成为普遍的要求，一种不可阻遏的力量。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这种反抗情绪尤为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