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兼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

　早在孙中山生前乃至逝世后，总有少数人不承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这当中也包括当年曾与孙中山一起革命的人，章太炎就是其中一个。近年来，在近代人物研究中，时不时出现褒章贬孙的现象，少数影视作品，如前数年的《走向共和》甚至还出现丑化孙中山形象的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所以，对此再作深入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本文依据历史事实就章太炎与辛亥革命，以及其与孙中山的矛盾冲突，作一评述。

　　一、深重的民族危机将章太炎卷入民族救亡的大潮

　　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划瓜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变得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

　　同是救亡图存，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种主张体制革命，武力推翻清政府，持这一主张的，以孙中山为代表。还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表示了他学习西方、推翻清朝，变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决心。甲午战败前夕，孙中山即开始谋划发动广州起义。

　　一种主张实行体制内改革，对现存政治制度加以改良，来实现民族自救。持这一主张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想通过支持光绪帝推行维新变法来实现他们的主张。但戊戍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被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宣告了维新改良救亡图存的道路行不通。

　　章太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书斋里走出来而卷入民族救亡图存大潮的。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出生在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的一个读书世家。轰动晚清、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发生在这里。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成年后，因仰慕顾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出身，“家资百万”，“藏书甚丰”。父亲章濬为当地有名中医，一度担任余杭县学训导，后因卷入杨乃武案，被革职。章太炎先前曾参加过县试，但因患有癫痫（俗称羊角疯）而无法应试，从此绝意试途，专心学问。明未清初，浙江士绅曾进行过激烈的抗清斗争。入清后，这种反清意识依然不减，清政府采用严酷的高压政策，先后制造了曾静案、呂留良案、查嗣廷案、戴名世案、庄廷珑案等文字狱。[1]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这种种族意识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轻减。父亲去世前对章太炎说：章氏入清已经八世，先辈入殓都是深衣，穿明代的上衣下服。望不违祖训。后来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那里问学，一次读到蒋良祺《东华录》中有关曾静案的文字，外祖父就给他讲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话，太炎问其有何依据？答以顾炎武、王船山说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太炎就说：“明亡于清，反不若亡于李闯（李自成）”，因为他们都是汉人，文物制度尚能保存。[2]他觉得异种乱华，是心中的第一恨事，反满的种族革命的意识由此萌发。后来他就是带着“为浙父老雪耻”的强烈种族复仇意识投入到当时民族救亡大潮的。

　　遵照父亲的遗嘱，章太炎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进入杭州诂经精舍研习，一待就是8年，直到1897年才离开。诂经精舍系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所创办。现时主持人为学者俞樾。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在河南学政任上出题舛误，被参劾，奉旨革职永不叙用。但因系曾国藩的门生，后在曾氏和李鸿章的护佑下，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教书之余，研究经训，著有《群经评议》，成为晚清经学研究的绝响。经太平天国起义十多年的洗礼，江南已是田园荒芜，文物荡然。世家大族大多家破人亡，子弟无力读书，而一般为宦者也无暇绩学，章太炎在俞樾的指导下，苦研经训，饱读史书，凡经、史、子、集无一不读，并对佛学，尤其是对华严宗、法相宗有着很深的研究，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由于深通古今经学，不仅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国学大师的基础，而且也使他拥有了日后政治生涯中的“傲人”资本。如果说孙中山是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审视中国，振兴中国。那么，章太炎则是从中世纪走来，拿着古圣先贤们曾经鼓吹和使用过的夷夏之防的传统“武器”，掷向他所憎恨和要复仇的满清政府，最终仍旧回归到传统中去。这就是孙、章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来他们彼此矛盾冲突的根源。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章太炎从杭州来到上海，进入汪康年所办《时务报》馆任撰述。那时梁启超正担任该报主笔，大力宣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氏撰写该书，目的是托古改制，将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为自己的变法主张提供依据。他不是为经学而经学，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假借。殊不知章太炎是一个纯粹的经学研究者，其著《春秋左传读》所阐述的观点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的观点正好相反，因此，与梁启超等并无共同语言，双方时常发生龃龉，最后章太炎被迫离开《时务报》馆。戊戌政变后，他因支持变法受到通缉，避居台湾。他以为当年郑成功抗清离今不远，遗风尚存，在台尚有可图，但终而不果。次年又因反对废黜光绪，再遭通缉，亡命日本。唐才常力主勤王，他不表赞同，当即断发，以示决绝。在《解发辫》一文中，他说：“余年已立，而犹被戌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3]剪去它，以明自己“不臣满清之志”。章太炎的剪辫在当时轰动一时，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之举。孙中山在看了章太炎的《解发辫》一文后，对其反满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4]但此时孙中山尚未与章太炎见过面，对于章太炎的全部思想还不了解。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訄书》行世，巡抚恩铭又欲行大狱，章太炎再次亡命日本。

　　经由庚子、辛丑之变，清廷已沦为“洋人的朝廷”，国人对于革命排满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林白水说：“中经六士（指戊戍六君子）、三忠（指袁昶、许景澄、徐用仪）及汉变诸子（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人员汉口被杀），因聚怨于朝廷，乃创为革命之论。”[5]孙中山直接觉察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说：“当初次失败（指广州起义）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嘴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而“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之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6]然而这时的“革命之思”主要是指“排满”、“倒满”的种族革命。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主张革命的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苛派勒索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和高超见识的人”。[7]章太炎就属于第二类，他的种族革命思想，适逢其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1903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蔡元培组织爱国学社，安顿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章太炎应邀到校讲学，多述“明清兴废之事”，而中国教育会则每周两次在张园举办讲座，公开宣讲革命，讲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其中以章太炎“排满革命之论”最为激烈。邹容作《革命军》，章太炎为之润色并为之作序，宗仰和尚出资，将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一时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引经据典，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阐述排满进行种族革命的必要：“彼（指满族贵族集团）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效也”。“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是，识不逮耶？！”[8]文中还将光绪帝比做“未辨麦菽”的“小丑”，以致引起了清廷的震怒，遂勾结租界当局，一手制造轰动当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因此被判囚禁三年。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排满平议》、《讨满洲檄》、《复仇是非论》、《正仇满论》等文章，历诉满清政俗14大罪状，指出：“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9]这种文字鼓吹，对于长期遭受封建满清王朝压迫的民众来说如饮醍醐，从未有过这样的痛快。加上当时科举废除，大批士子为出路苦闷之际，看到章氏文论，备感振奋，以致章太炎一时名声大震，“国民咸慕，翕然从风”[10]。除了著文鼓吹排满反满外，章太炎平日与友人交谈也率多类此。“以明未遗民故事及清未革命故事为多，盖前者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出也”。[11]他是“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