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时光流逝，辛亥革命已到百年。在这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并没有被淡化和忘却。确切评定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深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发扬先行者的爱国主义和变革精神，依然是一桩兼具重大学术性与现实意义的工作。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主要业绩就是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这场正规的民主革命虽然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们的悲惨处境，但却结束了绵延久远的封建帝制，打倒了清朝政府，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进行了政治、思想启蒙，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孙中山不愧为辛亥革命的旗帜，这位巨人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分割的。

　　孙中山是革命民主派卓越的政治、思想代表。他首先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条件下，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社会变革方案，在解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中心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方面，较之农民阶级和维新派的纲领优越得多。旧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三民主义的指导，方才具有了比较完全的意义，从而跨越了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阶段”。

　　孙中山也是革命民主派的杰出领袖。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十年后，他创建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其他派别不可比拟的优点。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固然难以望其项背，维新派的“学会”也不可同日而语。革命政党的领导，是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同盟会所领导的。

　　孙中山又是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他把反清武装斗争当作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推翻封建王朝与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清帝国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还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在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半数以上省份独立的时刻返回祖国，建立共和国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他立即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和主持了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在政权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们攫夺后，他又举起了旨在捍卫共和国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的旗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活动是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相始终的。 

　　（一）

　　民族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有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继承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而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又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

　　“反满”，力求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是孙中山在清末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兴中会的誓词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同盟会又在宣言中明确重申了同一课题，指出清朝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1]]孙中山还在许多著述中反复阐明了“反满”和意义，驳斥了保皇派的妥协谬论。在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必然是建立在一个民族——确切地说是建立在该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上面，由是，成为民族压迫和民族运动的最初产生地和主要舞台。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推行的民族政策虽然日趋温和，但始终未能排除民族压迫的因素。清朝政府日益成为侵略者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既以自身的腐败为侵略者欺凌中国提供了可能性，更在后来充当了“列强”的奴隶总管。所以，战斗的民族主义不能缺乏“反满”的主题。事实上，这个口号在当时起到了不容否认的广泛动员作用。

　　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与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他的阐述中没有获得应有的主导地位，但它显然是民族主义的要旨。孙中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踏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兴中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集会众而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2]]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孙中山进一步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3]]他认为必须避免“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的屈辱，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以“革命为惟一法门”，“非革命无以救垂亡”。在著名的《〈民报〉发刊词》中，他更明确地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的原因。[[4]]如何避免“瓜分”、“共管”厄运的答案是明确的，即“非先倒满洲政府”。[5]他也像维新派人士那样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较为片面地归咎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以为“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过，孙中山却从这里强调了“反满”即否定现存政权的反侵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