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山学”的几点思考

辛亥革命网 2013-09-29 00:00 来源:团结 作者:王杰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如果把章士钊先生1903年梓行的《大革命家孙逸仙》 视为孙中山研究之始,迄今已百载有余。审视百年孙学的价值与得失,突破显学的光环与困惑

  十年树木,百年树学。

     如果把章士钊先生1903年梓行的《大革命家孙逸仙》① 视为孙中山研究之始,迄今已百载有余。审视百年孙学的价值与得失,突破显学的光环与困惑,探索科学的真谛与前景,建立“中山学”,此正其时!——诚为孙中山研究科学发展之契机!本人学养不逮,权作立“学”“擦边”之思。

     辉煌的回眸

     《大革命家孙逸仙》面世,虽开启了孙中山研究之先河,但及至武昌首义、民国建立,孙中山研究才步入广阔的空间,学人得以从各个维度展示研究伟人的生平、思想和革命事功之所获。据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文论860多篇。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60年间(1966-1976年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断),史料得到大力发掘,《孙中山年谱》、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藏档选编》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辞典》、《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孙文选集》以及《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辛亥革命回忆录》等资料相继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荣盛。专著(含论文集)计有200余部,论文2000余篇。随着定性分析向实证研究过渡,多元研究手段的引入,交叉学科理念的渗透,深化与细化的拓展,孙中山研究日渐摆脱传统的思想桎梏,走向理性求是。自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200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博士论坛为止,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计有50余次,其中“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与亚洲”、 “孙中山研究述评”、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 “孙中山与振兴中华”等反响不凡。20世纪80年代以降,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团体(队)稳步发展,30多家研究所(会)建立,全国性与地方性研究互促互动,既培养了一批学人,又凝聚了大批有志者,有力地推动该项研究长盛不衰。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和资源利用领导小组于2009年设立研究生“孙中山研究论著奖”,旨在鼓励青年学子投身孙中山研究事业,培养人才,这一举措对推动孙中山研究事业的发展诚为一大福音。

     历经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和积累,孙中山研究经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显学”、史学阵地的一块“学术高原”。

     隐忧的现实

     1990年以降,伴随学人研究兴趣重心由政治史、思想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加上孙中山研究的起点高企,令不少门外者望而却步,祖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事业较前相对“失宠”;台湾地区前些年受“台独”思潮和史学本土化观念的干扰与打压,孙中山研究也蒙受“毁灭性”的打击。从总体上看,孙中山研究出现“滞胀”,发展遭遇制约。

     问题一:缺乏宏论的支撑。过往的孙中山研究,多见个案、具体的史实性陈述,乏见“集团作战”与宏论的引导与支持。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多属细节概述,以传录事迹为主,少有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影响的分析,缺乏对孙中山同他所处环境的洞察,少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大陆60年来自尚明轩《孙中山传》(1981年版)之后,偶有茅家琦的《孙中山评传》令人眼前一亮,却还未见一本有份量的大传问世,这不能不说与缺乏长足的理论建构与厚重的历史阐释有关。③

     问题二:史实尚待“寻珍”。百十年来,一些具关键性的史料如“伦敦蒙难”孙氏如何进入大使馆,孙氏在日本是否面晤康有为,孙氏与“满洲租借”、与“中日盟约”、与南北各军阀、与联俄等问题,仍有待“珍品”之史料佐证。未知的如英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档案史料,已知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四川德阳市档案馆及台湾“党史馆”的史料,尚待发掘或再发掘。史学研究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瞒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④ 史料是治史之基石,重要史实的揭橥,乃治史之关键。

     问题三:主观倾向明显。毋庸讳言,孙中山研究领域,仍显存主观倾向,杂挟情感色彩,时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对不同记载的资料,往往对“不利”资料或回避,或轻率否定。某些论著,近乎宗教崇拜,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其伟大气质和思想智慧似乎与生俱来,步步攀升,并无曲折迂回。如是,难以从孙中山的社会实践中透视历史诉求与时代特征。缺失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阐释,势必造成孙中山与时代脱节,同政党民众分离,其思想发展变得毫无规律可循。民国年间,一些学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⑤ 这显然有悖于理性。

     问题四:纵横捭阖式微。个案、细节研究导致研究趋于琐碎化,缺乏综合、宏观与整体的审视,乏见纵横捭阖式的宏论。单兵作战,闭门造车,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多囿于具体问题,忽略学科交叉,对各学科共有的孙中山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其结论自然缺乏共性支持,显得单薄无力。如何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从广度和深度、宏观和微观等层面推进整合性研究,既是时代发展之要求,也是学人求变之正道,更是孙中山研究求新之必需,诚为当下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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