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1](第25辑，P141) 确切地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革命应该始于辛亥革命，它不仅奠造了推翻帝制的历史成就，而且也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纪元。但“‘革命’，是不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专有名词呢？”[2](P1) 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人们面对革命现象日趋“普泛化”时的发问。面对这样的“世纪性”质问，答案可能不尽相同，甚至会截然相反，但是从“话语”层面而言，我们则又不难发现，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确实还没有任何话语能比“革命”这一话语更广泛、更久远、更刻骨铭心地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态。① 事实上，无论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② 呈现出多么繁复和多变的面相，但其时代性的转变及其特质的形成，却又无不导源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由以形成的历史惯性，应该是我们认知和体悟这一世纪性话语的历史元点。

　　一、“文字收功日”：革命成为风潮

　　进入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开始张扬出的旗帜就是“革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国民报》第1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3](P69) 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　“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3](P94) 庚辛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它使得19世纪人们相率乐道的“师夷”和“自强”话语开始失去主导价值，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种也已矣。”[4](P420)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20世纪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非仅仅是“民不聊生”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士大夫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导力量并非“民”而是“士”，究其所源，正是在庚子年间由勤王运动拉开了中国“士变”的帷幕。“革命”已然构成标领时代的中心话语，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言说如此，即使是属于保皇党的康有为，也很难对革命“话语”直接发难，而是反对“攻满”(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满论》)。1902年康有为在其《辨革命书》中说：“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并特别强调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3](P212、217) 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本身秉持慎重的肯定态度至少可以说明，“革命”话语已经是超越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专属概念，而具有时代性的意涵——尽管人们对于革命定义和内涵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

　　孙中山在融汇中西基础上创获和构建了其“革命学说”，即“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余之革命主义内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5](P206) 其始初也不过为曲高和寡的思想之一种而已，然而，所谓曾经是“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6](卷1,P420) 的社会心态，在短短几年间却孕成飚变之势，反清革命风潮成排山倒海之势而来，“‘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7](P237) “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或“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其一变而为“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并“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8](P692) 同盟会成立后，“会中更发革命刊物——民报——革命思潮，几遍全国，起义之事，日益多矣！”[1](第25辑,P116)

　　革命言说浸润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最终聚合为席卷整个社会的风潮，实得力于近代书刊报纸的传媒推动。“当光绪三十年左右，革命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一般热忱国家民族的志士，多趋向革命新潮，直接间接的去活动，共同唤醒国人，推翻满清专制的君主政府。于是各省市多有学会或刊物从事联络与宣传。”[9](第86辑,P275) 当时的上海成了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居住地，成为国内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主要地区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最大宣传中心。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书533种，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10](P283) 冯自由在清末《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收列115种图书，其中51种是在上海出版的。[11](第3集,P136—156) 另据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版)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其中革命刊物33种，上海24种，外地9种，有近3/4集中在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革命志士在上海成立“竞业学会”，出版“竞业旬报”，表面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骨子里却宣传排满，鼓吹革命。”[9](第86辑，P275) 上海是清季国内舆论传播的中心，它对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厥功甚伟。

　　当时，年轻的革命党人曾有预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这个预言很快得以实现，“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12] “而许多思想学说，凡对于既存的旧社会不满、攻击，以及对于新社会的建设有所提醒、促进、帮助者，也就是革命的思潮”[13](P21) 等等，以“革命”和类似于革命的言说，到1905年时就风靡天下，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中心话语，如徐珂《清稗类钞》云：“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14](P1724) 革命话语以其极为广泛的意义和多样化的释义流布于社会大众之中，在逐步超越革命党人的理论范畴，并最终突破了“革命”与“保皇”论争的立场后，迅速推演为一种社会风潮。

　　首先，即使在当时的中小学讲堂上，革命言论也广而传之。曹亚伯在庚子之后、壬寅春间，到湖南新化中学教书，“虽教博物及数学，然处处引发学生革命之思想。”所教加法一节，谓“清兵入关时，大杀汉人，在扬州十日，杀八十万人。在嘉定屠城三次，杀二十五万人”，“又杀十八省同胞几三百万人，共杀汉人若干云云。”每日除三学堂讲课外，还按时到福音堂演说，“凡以促成革命之成功而已。”[9](第86辑，P2、5) 叶圣陶中学的校长也时常会告诉学生们一些诸如“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之不足恃，所恃者惟诸君之少年耳”、“劝吾侪剪指爪去发辫”等鼓动之语。[15](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