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孙中山、同盟会与港英政府的博弈

　　近代的香港是港英政府实施殖民统治的自由港。人员、货物、资金的自由进出、自由存留和自由转移，给孙中山及其创立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内地共和革命的各种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香港因此成为革命党人策动内地革命的海外前进基地，以及退却休整、图谋再起的后方隐蔽场所。

　　可是，英国政府实行支持清朝统治以维护侵华权益的政策，清政府也向港英政府提出消弭同盟会在港革命活动的要求。港英政府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秩序，不时采取措施，制止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进行危及“邻国”(即清政府)安全与本港治安的活动，甚至以放逐或引渡的手段，协助清政府镇压在港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同盟会随之对港英政府进行合法的博弈和周旋，由此开启香港华人有组织地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潜流，造就辛亥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隐秘篇章。

　　一、孙中山破解港府驱逐令

　　1895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首次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之后，香港政府便根据清朝广东官府的要求，在1896年3月4日下令驱逐孙中山出境，5年内禁止在港居留。此后，港府还在1902年、1907年和1913年，共4次发出禁止孙中山在港居留的驱逐令，企图消弭孙中山对香港革命党人和华人社会的影响。

　　但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仍然想方设法，破解港府的驱逐令，以便进入香港城区，或者暂泊香港水域，就近指示香港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驱逐与反驱逐，就成为港英政府与孙中山较量博弈的焦点。

　　孙中山首先利用英国舆论压力与国际法保护政治犯的惯例，挑战港府驱逐令的合法性。这是孙中山破解港府驱逐令的第一种形式。

　　1896年10月，孙中山一度被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囚禁，引起英国报刊舆论的轩然大波。清使馆在英国朝野压力下，被迫将他释放。孙中山因此成为英国舆论关注的热点人物。1897年八九月间，孙中山在日本筹划广东沿海地区的反清起义。为了试探重返香港的可能性，他致函香港政府辅政司洛克(J. H. Stewart Lockhart)，说：“据若干可靠消息，由于我试图把我那悲惨的同胞从鞑靼的桎梏下解救出来，香港政府已剥夺了我的居留权利。”“请你告诉我，此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1]

　　10月4日，洛克复函孙中山，说：“本政府雅不愿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设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凡若所为，有碍邻国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许者。如先生贸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一八九六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

　　洛克的复函，表明香港政府放逐孙中山的实际原因是维护英国与清朝的关系，以免“有碍邻国邦交”，因而不肯将他视为国际政治犯而加以容留。这就在西方舆论和国际法理上棋输一着。由于港府对孙中山“所颁放逐出境命令，亦非因关系港地治安而发，故当时报章评论、社会舆情，于政府办理兹事，颇多非议”。“英国上下亦多以国际公法应当遵守，而表同情于孙先生”。1898年4月5日和7月18日，英国下议院议员戴维德(Michael David)两度在众议院质询英国殖民大臣，要求说明放逐孙中山的理由，并询问能否撤回放逐令。该大臣起初推诿不知情，后来干脆辩称：“按据理由，则在当地总督与行政委员会之意见，以孙氏于港地治安及秩序均有妨害之故”，此“为一地方之行政，似不必遽加干预”[2]。

　　面对港英政府无理坚持驱逐的命令，孙中山转而利用乘坐国际邮轮停泊香港水域的机会，冒着随时会被逮捕的危险秘密会晤香港革命党人，直接部署革命活动。这就形成孙中山破解港府驱逐令的第二种形式，即乘船抵港，会晤同党。

　　1900年6月17日，他偕同兴中会首领杨衢云、郑士良，以及襄助反清革命的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从日本乘坐“烟迪斯(Indus)”号轮船，抵达香港海面。随即在轮船旁边的一艘舢板上，召集香港兴中会要员，会商发动惠州三洲田(今为深圳东部华侨城所在地)起义事宜。决定由郑士良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3]。在部署三洲田起义的同时，孙中山还通过香港定例局(即立法局)议员、华人领袖何启向港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进言，共同策动清朝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7月13日，卜力致电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报告他得知的孙、李双方密谋的进展，并提议：“孙逸仙虽然已被香港放逐，可是如果他为了与李鸿章会晤而返回香港，最好不要妨碍他。”①

　　当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盲目对外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紧急形势下，设想过稳定华南政局的各种应急方案，其中包括在光绪帝遇害的非常情况下与孙中山合作，实行“两广独立”。基于维护英国在长江和西江流域侵华权益的立场，卜力赞成两广出现脱离清廷对外宣战体制而独立的政权。为此，他愿意搁置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允许孙中山在香港活动。次日，他还请求英国殖民部批准在李鸿章取道香港北上时，将其扣留，以促成“两广独立”[4]。

　　7月17日上午，孙中山乘日轮“佐渡号”再度泊靠香港九龙，等待李鸿章途经香港时与之会晤。然而，就在同一天，卜力接到殖民大臣张伯伦的电报，禁止他扣留李鸿章或者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来干扰其行动。当晚，李鸿章乘“安平”轮从广州抵达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