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会党工作述略

　　陶成章是光复会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革命事业中，联络会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陶的会党工作，光复会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作为、这样引起辛亥革命研究者们的重视。本文旨在讨论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对象、政治趋向以及特色，以期加深对陶成章及其光复会的认识。

　　一

　　在光复会成立之前，陶成章最早想要联络的会党是台州宁海附生王锡桐1900年创立的“以排外为宗旨”的伏虎会（又称“伏虎山”）。伏虎会在20世纪初屡闹教案。1903年，伏虎会再次起义，焚毁宁海天主教总堂，处死神父和教民，黄坛、海门，新昌一带的民众群起响应，酿成了宁海教案。浙江巡抚派兵由水陆两路前来镇压，王锡桐仓促抵抗失利。当时宁海留日学生祁文豹等建议陶成章去联系，并为之介绍，不过等到陶赶到宁海时，王已经失败逃匿，陶未遇而回。[1](P231)

　　陶成章实际最早与之取得联络的会党是以濮振声为首的严州白布会，“其军制与洪门各会党有异”。义和团运动期间，自任白布会总帅的濮振声以保护乡里的名义，借会众创办团练，“遇民教争执，亦居间理处”。不料一些教民猜疑濮振声与教为难，“讹传四起”，会众于是借濮名望，发动反教起事。[2](P362-363)濮为众所迫，只得严令会众不要轻毁教堂，杀害教民，“仅取其家中粮食充军需，以示薄惩”。起义军进占桐庐、分水，“军行所至，咸皆欢迎”。浙江官方急派援军前往，在分水、于潜境内击败了向严州府城进军的会众。脱险逃进山中的濮振声见清军四处掳掠，便以不得妄乐无辜为条件，前往清营自首。清政府害怕“杀之恐激民变”，遂将濮拘押在杭州。[3](P52-53)

　　1904年初，陶成章与魏兰一道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会谈后于2月11日回到杭州，14日，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前《浙江潮》负责人孙翼中介绍，到仁和监狱探望了被囚禁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振声给他们出介绍信数通、名片几张，便于他们进行联络会党的活动，浙江籍革命党人联系浙江会党的工作就此实际启动。

　　2月17日，陶成章、魏兰两人就前往浙东。他们先一起由富阳到桐庐，“历探各秘密会之内状”。然后，魏兰从水道经兰溪、龙游回到他的家乡云和；陶成章从陆路经桐庐、分水，遍访白布会会员，再经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等地抵达云和。他在魏兰倡办的先志学校担任了两个月的教员，然后经温州回上海。魏兰在陶成章走后又去处州府城和丽水县，访问双龙会（注：双龙会本名万云山，又称万云会，因票布上画有双龙，故称双龙会。本部在处州，属于终南会系统。）首领吴应龙、王金宝，到缙云、永康结交龙华会首领吕嘉益、吕熊祥（东升、逢樵）、沈荣卿（注：沈在入龙华会之前结有百子会，入龙华会后升为新副。见陶成章《渐案纪略》，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3页。）。又在沈介绍下，到金华会见龙华会首领张恭。张恭“其始结有千入会，其后入终南会”[3](P24)，1900年春他在杭州紫阳书院就读时接受了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交付的富有票，准备回金华家多散发。“而汉口之变闻，遂置富有票不发，仍理终南旧业。”不久该会正副会主或死或走，于是张恭与沈荣卿等人自立一山堂，定名龙华会，沈荣卿、张恭为正副会主，在金华府属八县均有分部，拥众二万余人。该会另在台州、处州、绍兴等府也有分部，拥众数千人。因此可以说，1903年春陶成章、魏兰的浙东之行奠定了联络各府县主要秘密会党之基础。

　　浙江会党的组织和力量不像湖南那样集中，除了前述的几大支外还有王金发的乌带党、竺绍康的平阳党（本名平洋党，本部在嵊县）以及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的私贩党即青帮，同时也缺乏像马福益那样有巨大号召力量的首领。浙江会党的特点是山堂林立，名目繁多，各据一隅，互不相属，宗旨各异，各行其是。很明显，龙华会与庚子勤王之役有关，伏虎会以排外为宗旨闹教，它们的政治目标都不可能是反清复明。只有白布会攻城夺地，反清色彩突出。上述情况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光复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

　　从陶成章后来制订的《龙华会章程》来看，光复会联络会党时迁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龙华会章程》虽然起草于1904年春陶成章浙东之行之前，但其中涉及对消末立宪的批判。其中第二章第二条“命名”明确宣布：“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位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4](P135)因此可以认为它就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称：“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成一团，名龙华会。”陶成章自己写的《浙案纪略》也说：“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之秘密党会熔铸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协会。”

　　《龙华会章程》即《革命协会章程》首先解释了“革命就是造反”，并且援引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来论证。《章程》在论及历史上逐鹿中原的少数民族时充满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因此它当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清朝光绪帝复位的努力。

　　《龙华会章程》论及对外关系时说：“至于我们动手革命的时代，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是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令我们打仗的外国人。……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4](p134)因此，它与以排外为宗旨的伏虎会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