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秋瑾与会党的关系(2)

辛亥革命网 2017-06-23 13:39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邵雍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秋瑾除了具有英雄主义的个人气质外,对于洪门会党内部的仪式规章也十分熟悉,早在1904年她在日本亲身加入有孙中山背景的洪门三合会后已经

     1906年冬,徐锡麟去安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前,派王金发到上海邀请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秋瑾“锐然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于 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是校为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荟萃之所。”秋瑾与吕熊祥、王金发和竺绍康等人相约,“俟湘省举兵后,即出为应援,”旋偕王文庆赴诸暨、义乌、金华、兰溪各地部署一切。2月1日至金华,访龙华会兰溪首领蒋乐山(号鹿珊),有所计划,回绍兴后闻响应萍浏醴陵起义军的各路同志先后失败的消息,“遂益愤恨,决计不假外力,独行举事,而运动益力。”[2](第2集,P166)她不愿失信于会党,于是“大力与浙东各会党联络,企图在短期中以暴动暗杀之形式推翻满清政府”,与主张“革命非宣传至一定时间、使各界人士均有所痛愤满清虐政之统治,才能用武力行使威力”的陶成章发生了意见分歧,主张急进的秋瑾曾讥讽陶成章所为是“书生造反”。[12](P414)

     秋瑾在大通学堂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

     1.加设体育学堂,对会党人士实施军体训练

     秋瑾到校视事后,首先平息了师生之间因不知晓会党秘密而引发的风潮,扭转了学堂事实上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秋瑾本人有事外出时,明确校务由吕逢樵负责。1907年夏,秋瑾派人在嵊县、新昌、缙云等地招学生百余名,进入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专修科。[12](P414)有学生回忆说,“果然到了八九十人,住在诸暨册局里,由校方指定同学四人教授体育课的初步动作。到我们大考完毕出校,他们都携带被铺书籍用具迁进校里来了。他们之中确有善于拳术的,能以极粗大的门闩开四门而呼呼有声。”[2](第4集,P147)体育课的内容包括兵式体操、器械体操,科目有队列训练、射击、跑步、行军、游泳、过天桥等。“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装,骑着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联系射击技术”,“借此培养军事人才”。[2](第4集,P230)

     2.两次整合会党的力量

     陶成章认为浙江人行事“喜独不喜群”,而“秋瑾反是,喜群不喜独,且遍为张扬其事。”[10](P17)她在“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的基础上,首次将光复会职员分为十六级,第二次是组建光复八军。从文到武,由内而外,步步推进。

     1907年4月,秋瑾在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后回大通,复函召各属会党入绍兴议事。在深受秋瑾信任的会首义乌吴琳谦[6](P173)、金华徐买儿①和武义周华昌②的大力协调下,“各属会党翕然就范。及筹备略竣,乃分光复会职员为十六级,以所撰七绝诗一首为表记。”[1](第2集,P166)诗曰:“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华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2](第4集,P214)其中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由竺绍康、张恭、王金发、吕逢樵等洪门各会党首领任之。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文字即以己职衔之代名词嵌入之,分统以下辅以ABC等英文字母,“其势力遍及金、处、绍各府县,即其他府县会党亦多受其部勒。”[1](第2集,P167)

     为了与在安庆的徐锡麟共谋大举、分途起事,秋瑾又于5月初以龙华会与平阳党为主力组建光复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作为八个军的番号。秋瑾与竺绍康、王金发、吕逢樵“定议先由金华起事,处州应之,俟清兵自杭州出攻金、处,即以绍兴党军渡江,乘虚以袭省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回师绍兴,入金华、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竺绍康受命后即与同在嵊县“结党千人,雄居西乡山间”的裘文高着手进行。[10](P74~75)

  三

     秋瑾联络会党时迁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她在《光复军起义稿》中说:“汉族沉沦二百有余年”,筹备立宪以来“汉人失势,满族枭张……今时势阽危,实确见其有不容已者,为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5](P21~22)她没有坚持此前在《精卫石》中提出的“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5](P124)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秋瑾本人对于“大振国权”的“国权”究竟是什么式样并没有定见。在这里突显了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政治方面的明显差距。

     作为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同志之一,时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的秋瑾不顾同盟会“建立民国”的纲领,迁就会党的一些消极因素,绝不是偶然的。第一,这与光复会本身的政治纲领不够明确有关。 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诞生。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并没有规定推翻清朝统治后究竟采取何种政体,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保守性。

     其次,在一些革命党人看来,鼓吹兴汉“排满”的民族主义,是迅速争取“反清复明”的会党认同,引为同调的最佳方法,不仅仅在国内浙江,而且在境外也是如此。1908年8月在日本东京,部分具有会党身份的长江流域的同盟会会员照哥老会开山立堂办法成立共进会就是明证。共进会成立时发表的两个宣言虽然大体上没有离开同盟会的宗旨,但更着重于反满的宣传。文言的宣言中说:“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为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13](P13)共进会白话宣言也是首先强调: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后来才被满人进来,做了中国的皇帝。“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哥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它又进一步宣称:到了今天,那满人只顾请洋人来保护它做皇帝,哪管得汉人的死活,把中国的各种权益都送给洋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到了那时,“难道不把汉人斩尽杀绝吗?”“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2](第1集,P449~501)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方面要体察秋瑾当年的苦心,不必过于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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