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上）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的关系一直被广为探讨，有革命同志的回忆，也有洪门志士的叙述，更有学者们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成果中有如稗官野史的各类“揭秘”，也有引经据典的学术讨论；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也有端赖史料文献进行推理的结论。然而，无论是出自谁手的研究或论述，都承认海外洪门对革命的贡献。尽管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一度与美洲洪门领袖黄三德交恶，但孙中山始终不否认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早在1923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之成功时就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1]表面上看，孙中山并没有特别提到海外洪门的革命贡献，但众所周知的是，无论在南洋还是美洲，热心革命的都是洪门中人。诚如台湾学者庄政所说：“如果说华侨为革命之母，那末，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韧时期。”[2]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早有定论的。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贡献确实不假，然而，笔者在阅读史料文献过程中却发现，众人对海外洪门革命精神的产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想法:即海外洪门因为本身具有反清复明的革命性，国内革命一旦展开，他们便积极踊跃参与。其实，大谬不然也!

    　中国国内的会党在早期确实具有反清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活动都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和镇压，轻者杀头，重者株连九族。但18世纪中后期随出国华工一道在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安家的会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之后，早已数典忘祖，不知先人的所作所为。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海外洪门不仅没有积极参与，而且还与保皇党，甚至清政府一同对革命大加反对。后来，经过革命者一次次地宣传、动员，并不惜亲自加入洪门组织，海外洪门才总算慢慢地认同了中国的革命者，但要他们出钱出力来支持中国革命，却又花了革命者不少心思和精力。

　　一、被遗忘的革命宗旨

   　 洪门自18世纪中叶开始活动以来，确实经常与清政府发生冲突，并曾扮演反清主力，然而，海外洪门从其成立目的与行动逻辑来看都没有体现出任何革命性。

  　  早期的华人抛妻别子，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既要日夜劳作以求得生存，又要时时小心，防止当地人的歧视和排挤，于是他们建造庙宇以乞求神灵保护;成立宗亲会馆以寄托对祖宗的哀思；组织地缘会馆以抒怀对家乡的思恋。但庙宇、神灵、会馆并不能帮他们达到出洋的真正目的———养家糊口、赚钱发财，他们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保护他们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劳动。素有互助合作传统的洪门正好适应了广大华人的这一要求。它不仅帮助邻里调解纠纷，安排无依无靠的新客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保护华人富商的财产和获得财产的整个过程，解政府所不能解之矛盾，予政府所不能予之保护。加拿大致公堂在其成立宗旨里写着：“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财，妥诸同人，效居奇而乐利。”[3]而美国致公堂的主要任务是对抗当地流氓及警察的欺凌，调解华侨之间的纠纷。

　　依中国的传统习惯，商品贸易多在熟人之间或有熟人中介的情况下进行，大大小小的生意全凭信用完成，从来无需订合同。而在海外他乡，华人一方面带来了这种贸易方式，一方面又受到当地的社会观念的影响并急于发财致富，交易中就常常出现违约现象，于是，一个强有力、足以保护他们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便显得日益重要，而海外洪门恰好在各方面都符合他们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华人的增加，华人社会的分化不断加剧，帮与帮的划分越来越分明，华人社会内的职业垄断也逐步形成。这时，各帮为了继续保持本帮在某一行业的垄断地位或打破他帮在另一行业上的霸主地位，必须有一个像洪门这样的组织来维护帮的利益，于是，洪门又成了保证他们所属帮派传统经营职业不受外人侵犯的武装。同时，某一帮或某一方要想打入另一帮从事的行业，也必须有洪门撑腰;妓院和酒馆只有在洪门堂口的支持下才能经营下去;苦力掮客要想向家乡来的新客提供并长期保持某种特殊工作，也必须有洪门作后盾。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华人集中的南洋、美洲等地以商业、种植业、矿业为主的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会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洪门堂口存在。

　　从海外洪门的行动逻辑上看，在其繁盛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他们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原则，谁给他们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跟谁合作。人家是英雄不问出处，他们则是金钱不问来路，一切行动均以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服务为目的。海外洪门之间既有过联合，也有过分裂;既曾互帮互助，也曾大动干戈。他们与当地政府之间则时而如恋人，时而如敌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在仇视与依赖中摇摆不定。其实，海外洪门的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因为谁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与谁亲如一家；谁妨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政治目标早已成为陌生的幻境。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远离清政府的控制，生存空间并没有受到政权的挤压，政治意识已经淡化。孙中山在谈到自己在美国的革命经历时就说：“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