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兼与郭世(4)
辛亥革命网 2011-10-11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杜修岳 高守泉 查看：
武昌起义成功后，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的摩擦因孙武等个别领导人的利欲膨胀而日益突出，互相攻击颇多，鄂、湘两省的地域隔阂也由此放大，不过，矛盾双方一谈到英年早逝的文学社领导人刘复基，彼此的口吻马上就能统一起来，一致敬佩和赞叹刘复基的革命胆识、才华及其筹划武昌起义的重大贡献，深惜和哀叹他的早逝。共进会骨干李作栋说：“刘尧澂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能持大体，官方意在必杀”，“刘在起义前被捕牺牲，是极大损失”。一向恃才傲物的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虽然连孙中山都瞧不起，却对比自己还小四岁多的刘复基极为尊重，即使在晚年留下的遗稿中，还写有这样的话：“惜乎尧澂死矣！否则宋锡全之逃与武圣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鄂籍革命报人胡石庵说：“盖刘为报界中人，极有肝胆，子素敬爱之，意其必成伟业。今陡闻其惨死，不禁痛泣，失其素状，良久始已”。鄂籍同盟会骨干居正的评价是：“刘尧澂，坚苦有远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也”。
读过“余论”的这两段文字，笔者的感受可以说除了困惑、不解、无法苟同之外，就是震惊和可惜。或许在下愚蠢之至，无法理解大教授高深的哲理思维。因此产生了好几个想不明白：
首先是不明白郭先生先前面说过，当今普遍使用的各版本的大、中学校教材，基本不涉及蒋翊武的事功或名字（见前引“至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段），此处又指责有人“任意拔高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一篇文章中同一问题前后结论南辕北辙，大教授到底要给读者传递什么信息与知识？况且，连实力派青年演员单阳光接到《辛亥革命》剧本前还没听说过蒋翊武名字的蒋翊武研究与宣传的现状刚刚有所转变，又有谁、在哪里任意拔高蒋翊武了？蒋翊武实实在在的卓著功勋，还需要今人拔高、既使是有郭先生式的智者，就真的有能力拔高一位历史人物吗？做了名教授，说话写文章总要有个基本道德观念，特别是对公众讲话，总得有个讲究起码的事实求实态度才会令人尊重的。
第二个想不明白，是“人们之所以只看到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却看不到他同时又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原因，真的是“至今完好无损的桂林蒋翊武就义纪念碑上，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内有‘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等语”所致吗？郭先生曾自诩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难道不知道刘复基牺牲之后，蒋翊武还有“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这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造就了蒋翊武现代中国民主共和的“开国元勋”、共和政体的“坚强卫士”、舍身赴义的革命英雄的殊荣。郭先生为了“抑蒋扬刘”， 可以“不再引用胡汉民所撰的碑文赞语”，但却无法推到完好无损的桂林丰碑。或许由此要迁怒完好无损的桂林丰碑，更要拾起孙武、黎元洪、袁世凯一流的政治对手的牙慧，乱诬蒋翊武吗？
第三个不明白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定论”，真的是只要有“谁敢更改”就可以和能够更改的吗？真的是只要“突破革命权威的某些盖棺定论”，郭先生的“抑蒋扬刘”的学业就可以大踏步前进？难道郭先生相信，今天研究同一革命团体的重要骨干，只能靠“矛盾双方”口吻的统一来评判优劣，因此必须抛弃“那种以职论功的方法”吗？
不过多看几篇郭氏的敢言之作，知道了郭先生有宁肯信奉“连孙中山都瞧不起”的孙武的言论和遗稿的“学识”，也就理解了他不愿以孙中山等人的“盖棺定论”为依据看待蒋翊武的必然性。想必郭先生是一定要把“抑蒋扬刘”的学术与学问做到底的。面对如此一位所谓新辛亥革命史学名家，无奈的读者也就只好拭目以待了。不过，到了无法容忍之时，读者也会发发声的，哪怕面对有力气挤进新辛亥革命史学权威的强者。这或许也是郭先生《谁》文的力量所在！
适逢百年辛亥纪念之际，吐吐心中的如此鲠块，也算是笔者的一种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