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兼与郭世(2)

        据郭先生 2001年11月17日发表的《陈旭麓先生逝世10周年小祭》的文章自述：1987年，郭起草一篇习作，专论刘复基在筹备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将初稿寄呈陈旭麓先生把关，结果陈先生指出：“个别地方不无抑蒋扬刘的痕迹，文字也略嫌松散，希望你改一遍”。当时郭先生改了多少，笔者无从知道。但这一次的《谁》文，郭先生倒是对原作大改了一番，不过不是按陈先生提的意见改，而是按他自己的思路，加大了“抑蒋扬刘”的力度，提出了更鲜明的“抑蒋扬刘”的怪论。由此读者不难想象：或许正是当年老前辈一针见血地指教，使当今的名教授仍然如鲠在喉，而为了扬眉吐气一回，向早已仙逝的陈先生一类的史学权威挑战，也向所有曾要求其正确评价蒋翊武的史学爱好者挑战，故意把原本只是“个别地方不无抑蒋扬刘痕迹”的文章，修改成现在真正“抑蒋扬刘”的“雄文”，以展示自己一向敢于挑战的勇气，又踢回包括当年陈先生在内的所有有益的指摘和善意的批评，同时打造今天“新辛亥史学权威者”的地位，当是郭先生心中真实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吧？

        这一点如果笔者不幸言中，则是新辛亥史学研究的悲哀，因为如此研究文学社这一引发辛亥革命运动的最大和最基本的革命团体的重要历史人物，只会让读者产生误解，实在是对蒋翊武和刘复基的不敬。同时也是郭世佑自己的悲哀：如此知名的史学教授，为什么一边指责别人搞“排座次”的史学研究，自己又挑起如此无聊的蒋、刘“座次”之争呢？

        郭先生在《谁》文一开头称：“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一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只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郭教授如此反对“排座次”式的历史人物研究，教训别人不要“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的观点太正确了，显现了郭氏的高水平。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郭教授的《谁》文，从题目到立论，通篇就是一个无端地为刘复基争座次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篇借为刘复基争座次打击别人的“棒子文”，而且是一篇典型的郭先生原本攻击过的“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岔，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式的文章。笔者猜不透郭先生《谁》文开头一大段居高临下的教训是针对谁的，但却让人看到了郭先生自己“找别人的岔，搞双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一点都“ 难以跳出情感纠葛”的学霸之气，不能不说是知名的郭先生也有两幅面孔的悲哀表露。

        二、郭先生为何采取如此方法作论证？

        郭先生在《谁》文中标榜，对辛亥革命“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按照郭先生设定的标准，所有论据都应当是“ 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才会使“准确的答案”令人信服的。

        但是，读完《谁》文第一标题“丰富的早年阅历”下的内容后发现，“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这一郭氏结论，是在仅仅列出了刘复基“丰富的早年阅历”，只字未提蒋翊武早年阅历、更未对蒋、刘二人的早年阅历进行认真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根本就不是“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的负责任的论证，而是典型的强词夺理之说。因郭先生连有比较才有鉴别、才可分上下的常识都不顾，更不顾蒋翊武、刘复基是同庚、同乡、同志，1902年到1909年间，二人的经历极其相同相似的事实。如果把蒋翊武和刘复基的早年革命阅历都列出来，就可以发现：二人都出生于平民家庭、都接受过清末的新式教育、从小都具有反清革命的思想与抱负、都在常德和长沙参加过华兴会活动和湖南会党起义及萍浏醴起义活动；都结识并与宋教仁等革命志士交厚，都有一同赴沪拟去日留学的打算，只不过蒋因病滞留沪上，进入中国公学，创办竞业学会，加入同盟会，办《竞业旬报》；刘则去了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几个月后亦回沪上，加入《竞业旬报》。1909年秋，二人相偕去了武汉，从此成为两湖地区革命党人中的杰出活动家。因此，“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的结论，完全是郭先生为“抑蒋扬刘”做出的抛开史实的结论。否则，就只有一个合理解释：歪读史实。看来郭先生也难免一俗，认为蒋翊武留日未果，变成了无留洋资历的土包子，刘复基到东京走了一趟，当然有了“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的资本。看看郭先生对杨王鹏、李六如两位湘籍同乡离鄂前，“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作出社务接交选择的暗讽，就证明郭先生确以留洋资本做了判别蒋、刘“早年革命阅历重要性” 判别的标准。

        第二标题下的内容，郭先生说刘复基是“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的观点，不客气的说完全是一种以主观臆断编造历史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