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兼与郭世(3)

        郭先生说：“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刘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司书生杨王鹏被撤职。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任离鄂前，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郭先生在这里即承认杨王鹏、李六如“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又暗指杨、李二人选人不当，还以杨、李的选择导致蒋翊武在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而不快。我们不知道郭先生到底是在研究历史，还是想用自己的主观意愿改写历史。蒋翊武接手主持振武学社社务和被推选为文学社社长，刘复基是蒋翊武的助手或智囊干将，都是历史的一个既成选择。一百年后的郭先生可以研究这段历史，但即使贵为知名教授，也是无权和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事实的。其实，郭先生这是在以今天官本位的眼光看待一百年前的文学社“社长”地位，忽视了当时的文学社“社长”不是当今的职级地位，而是一种为革命献身的责任。杨、李二人当时把这一责任就是交给蒋翊武了，郭先生今天的争位又有何意义？

        郭先生一方面承认“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又极度欣赏共进会孙武后来所说的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的话，并依此作出“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的结论，实在是一种混乱的逻辑和草率到令人无法信服的臆断假说。

        第三个标题“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的论证中，郭先生还说：“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刘复基继续住在小朝街85号，‘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这些说法，依然不能改写蒋翊武和刘复基的关系，因为所谓“诸葛亮”的作用，中国人都知道是“辅佐”的作用，也就是军事、政治的智囊、参谋等人物，但绝不是、也不可视为“总指挥、统帅、总司令”等担负第一责任人。
“代理”也不是主理，而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急安排。从“代理”到主理，无论古今，都还有一个过程或距离之坎，没完成这个过程或没消除这段距离之坎，“代理”就没法称为“主帅”。即使任何历史研究权威，也不能轻易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作出“代理”总指挥刘复基已成武昌起义“主帅”的自我设想。所以依然达不到郭先生想让蒋、刘异位，“抑蒋扬刘”的目的。况且蒋翊武赴防岳州，“总指挥”职责并未抛弃、丢失或改变，更无渎职。看看辛亥10月9日，包括刘复基在内的文学社、共进会骨干在焦急万分中，看到蒋翊武回到武昌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后露出的欣喜和宽慰，就是证明。

        以上述几条，足可证明，郭先生的论述和论证，不是“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之作，而是“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的有出尔反尔之怪论。

        三、不得不“重视”的郭氏“余论”

        郭先生在《谁》文之末，专门写了一则“余论”，分为三大自然段， 1100 字左右。笔者感到此“余论”之高深莫测和玄机之妙，非反复咀嚼无法体味其真谛，因而原文抄引其前两段：

        “若以常理而论，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历史贡献应当是文学社的评议部长、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刘复基不可望其项背的。实际情况却相反，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就表现在职务、职能同实际领导作用并非完全对称，现实生活中就不乏其例。历史作为现实生活的凝固，也是如此。那种以职论功的方法还称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只看到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却看不到他同时又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甚至任意拔高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容易为领导职务而一叶障目，取代具体分析，二是不能突破革命权威的某些盖棺定论，浅尝辄止。在至今完好无损的桂林蒋翊武就义纪念碑上，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内有“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等语，就等于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定论，谁敢更改？